他们第一次在新中国面前睁开眼睛。一切都是熟悉的，一切都是陌生的！这是一次灵魂的行军。大江东去，他想起一首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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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这里曾经被国民党统治者们视为绿洲。1946年初，在国共停战3人小组谈判桌上，国民党悠哉游哉地拨弄着“东北区域不在军事调处范围之内”的琴弦。按照国民党的估计，甚至按照客观的估计，当时东北人民解放军的装备比较差，共产党在东北的地方组织也不如老解放区那样有巩固的群众基础，尤其是榆关、锦州一带战事之后国民党的空前胜利几乎令人信服地承认了这家集团的统治能力，憨厚的东北人民理所当然地对“中央军”寄托着建立太平盛世的幻想。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国民党东北战场的土崩瓦解是国民党统治东北的彻底失败的继续。驻守长春的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部副司令郑洞国用这样凄楚的笔调描绘了内战前夕的长春的景象：“最初高粱米只几元一斤，后来竟涨到一亿元一斤。城内饿死的人越来越多，有的在路上走着就倒下去。有些街道死尸横陈，无人埋葬。甚至曾发生一次卖人肉的惨事，当时也追查不出是谁干的。此外因吃豆饼、树皮、草根等而生病的人就更多了。悲惨情况，目不忍睹，长春市变成了阴森森的世界。”
郑洞国将军最终将这个“阴森森的世界”交到共产党的手上。8年之后，共产党最终将一个光灿灿的世界送到国民党人的眼里。
战犯一行参观了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
孟家屯，这里原是日军侵占长春时兴办的一个细菌武器试验场，而今成为中国的第一座汽车城。汽车，国民党将领虽然人人皆有，但是蒋介石统治的22年里，中国没有自制过一辆汽车。在大陆上面横冲直撞的，是“雪佛莱”、“道奇”、“尹卡路斯”。人们把这些汽车统称为“万国牌”，外国人甚至把中国称作“万国汽车博览会”。对于在旧时代生活了半辈子的国民党战犯来说，这些是没有必要解说的事。他们此间的全部心思是要用自己的眼睛来证实中国土地上出现了中国汽车的事实。
这种证实是在一种审视的气氛下进行的。国民党将军们排成单行，缓慢地从一个车间走到另一个车间。工人的哨笛和机器的轰鸣并没有破坏他们内心的肃穆和安静，直到装配车间过道两侧站定，队伍才出现整体的情绪的骚动。天车拖着链条刚刚从人们头上驰去，他们便将一辆即将诞生的汽车团团围住。其实中国第一批自己制造的汽车早在1955年就从这里启程了，可是来自高墙内的人们却把他们目下的这辆汽车当做一个时代的产物。他们也许没有柔情去亲近自己刚刚出生的儿女，但是他们富有情感地紧贴在一辆方才问世的汽车身上。拿枪的手在这时学会了抚摸：抚摸轮胎，抚摸车灯，抚摸几乎值不得抚摸的车箱；行军的腿在这里学会了流连：流连车间，流连工厂，流连甚至有些污染的空气。他们在汽车车轮前面找到了中国的道路，他们在汽车车灯里面看见了自己的红颜。
非常的情绪下免不了产生非常的举动。杜聿明竟忘了国民党头等战犯的身份，这位统率机械化部队的将军分明在争夺司机的荣誉，他奋力挤出人群，径直朝车头走去，拉开车门，跨进驾驶室，脚踩油门，手握方向盘，“嘟嘟”两声，把汽车开跑啦！他开得很稳，行驶了几百米。载着他个人的欢乐，载着120名国民党将军的掌声……秋天的掌声，是对果实的赞颂。昔日的庭园的主人，最大的心思寄托在脚下的熟悉的土地上。国民党战犯们从长春地质学院鱼贯而入，又从吉林师范学院鱼贯而出，他们徒步了几小时的路途，中国社会却艰难地行走了几千年——这些同样是没有必要解说的事，他们的脑海闪现着无声的镜头：地质学院的草坪上，分明矗立着清末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皇宫，依旧是廊腰缦回，依旧是檐牙高啄，但皇宫里正坐着一代新人；师范学院的池塘里，分明倒映着日本宪兵队盘踞过的满炭大楼，抗战以后，国民党在这里建立了东北行辕，依旧是楼台亭阁，依旧是画柱雕梁，但依旧的旗杆上却飞舞着五星红旗……一切是熟悉的，一切是陌生的。昔日秋风败叶，今日春催桃李，在同一个经线和纬线的交叉点上，国民党人目击了大陆的崛起，向上，向前。是的，他们亲眼看见“解放牌”汽车向前行驶了几百米。解放，这个用作共产党军队名称的字眼，国民党人至今才领悟了它的含义。它不是改朝换代的机器，它是地球运转的动力，而在中国社会从封建主义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再到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变革中，被解放的对象毫无疑义地包括国民党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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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国民党最终处于被动的地位，这是毋庸讳言的结论。究其所以然，却绝非由于国民党是失败者的结果。因为至少在国民党失败的同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也失败了。对于国民党人来说，过去、现在、也许将来的命运，都与资产阶级发生着有机的联系。了解或理解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态度，不仅能够产生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态度的联想，而且能够建立共产党国家机器是否能够正常运转的估价。关于这一点，大陆上的任何一种发光的物件的外壳都将无法承受国民党人的目光。
富有匠心的具有逻辑的参观路线，把另一个世界的来客带进了这个世界的内脏。我们固然不能把沈阳闸阀厂当做一部完整的机器，但是它毕竟是组成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零件。也许正出于相同的理解，国民党将军们在走进闸阀厂全厂职工专为他们召开的欢迎大会会场时显露出欢欣，在被邀请到前排就坐时显露出激动，在厂长走上讲台时显露出热情。
胖墩墩的厂长自我介绍说，他是一个资本家，用新社会的话说，他是资方人员，这个闸阀厂是他的祖业。这几句话，无论从什么角度加以评论，也不会绝顶精彩，可是出人意外地赢得了前排爆炸性的掌声。厂长受到刺激是无辜的，他不知道他的身份的特殊力量，他不知道他的存在的本身就能带给对方无穷的快慰，他只知道改变话题去获得自己应该获得的荣耀。
厂长继续说，今年是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生产资料改造初步完成的一年，人民政府在北京召开全国工商界代表大会热烈庆贺，毛泽东主席在怀仁堂宴请资本家代表！这位厂长显然在分享同事们的幸福，他提高了嗓门说：“现在，闸阀厂虽然是公私合营，但是这个厂还是由我负责，我是有职有权的！”这几句话，无论从什么角度加以接受，都是鼓舞人心的。于是台上台下响起一片和谐的掌声。掌声是代表语言的，国民党战犯向无产阶级祝贺，向资产阶级祝贺，祝贺两个对立的阶级在历史的长凳上终于坐在了一起。
资本家厂长笑了。被人理解是一种幸福。国民党战犯笑了。理解别人也是一种幸福。代表着大地主大资本家利益的国民党，它的分子可以不理解其他人，但是不可以不理解地主与资本家。作为相同的剥削阶级分子，一个人的遭遇也就是每个人的遭遇。在这家闸阀厂里，闸阀锁住了参观者后顾之忧的流水，放出了他们前程在望的洪波……也许是对国民党战犯的过去的报复，不然就是对国民党战犯的现在的考验，生活给他们开了一个严肃的玩笑。
战犯一行离开铁西区，返回沈阳城内的当天下午，他们的住地的街边一处置放变压器的三角形水泥地上，不知是谁事先用笔画了一群大大小小的老虎，关在一只庞大的铁笼子里。其中一只大老虎尚在张牙舞爪，凶相毕露，一群小虎则围它而转，伺探东西，跃跃欲试。这幅画是王耀武首先发现的。他站在第5层楼房的窗前，透过玻璃向下一望，定睛之余，拔腿而跑，站在楼房过道中间，呼唤众人：“快看！”这是一场眼睛由对准外部世界转为对准内心世界的宣战。旧地重游，这是一种发现之后的又一种发现。一个画家用非官方的方式，以一个厂长相同的热情，向国民党将军们作了并不多余的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