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角楼终于成为新的旋涡的中心。人们各自不动声色地寻求着生命的浮木。他顺流直下，竟成功地登上了一块不属于他的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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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聿明被卷进一个偶然的旋涡之中。
1957年，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博士获得诺贝尔奖金。未久，蒋介石在台北召见曹秀清。几乎与此同时，周总理在北京派人到功德林与杜聿明联系。双方的政治目的是一样的，台湾和大陆同时等待着杨振宁博士的归来。这个以1971年一架漆着五星红旗标记的波音747飞机在北京机场降落为结尾的故事便是这样开始的。
1956年，战犯管理处宣布可以与家属联系的当天，杜聿明首先想到他的妻子曹秀清。这位虽然比他大两岁但是来自貂蝉的故乡的女士，不仅替他生了3个女儿3个儿子，而且以榆林女子师范和南京法政讲习所毕业生的资历，在杜聿明任国民党第5军军长期间，分别担任第5军军人子弟学校校长和军人眷属工厂厂长。杜聿明爱她，与其说她是一位贤妻良母，倒不如说她是曾经与他同舟共济的忠实伙伴。为了她，杜聿明从来没有娶妾的念头；为了她，杜聿明一直保存着“分镜重圆”的夙愿。自从曹秀清在大陆解放前夕携儿带女飞往台湾之后，杜聿明七浴中秋月色，每每遥望南天，轻声呼唤“月富”（曹秀清的乳名）。
然而，杜聿明只能给大女儿杜致礼写信。这位将门闺秀无疑是父母的掌上明珠。1944年，她在西南联大附中念书；1946年，转入北平辅仁大学（中文系）；1947年，受宋美龄保荐到美国深造。杜聿明只要想起这位只身飘洋过海的女儿总免不了一阵捶胸跺脚。他后悔为什么已经与女儿同行到了上海，偏偏为了替蒋介石卖命而退掉了自己去美国治病的那张飞机票。他诅咒为什么对蒋介石尽到了责任而却对女儿失去了义务。他不太担心她的前途，唯独担心她的婚姻，他甚至梦见他的大女婿是一个曾经在中国国土上作恶多端的美国水兵。当然，杜聿明多虑了。杜致礼早在1949年就结了婚，她的丈夫是她在西南联大附中时的老师——杨振宁。
杜聿明的信是带着他的千叮万嘱离开中国的。他的信又是带着中国政府的千叮万嘱到达美国的。由于当时中美两国没有外交关系．杜聿明的信由功德林转到外交部，由外交部转到英国驻华临时代办处，由英国驻华临时代办处转到英国伦敦，由伦敦的一位数学家转到美国普林斯敦研究院，由普林斯敦研究院的一位数学家转到与他同一个研究院的物理学家杨振宁的夫人杜致礼手里。
对于杜致礼来说，她关心的是她的父亲尸骨安在的问题。所以她接过信，并不觉得这封信与每日收到的众多信札有何不同，她甚至没有看一眼信封从而发现这封信是给她的。她左手拿着信，右手与她的儿子下棋。一会儿，杨振宁回家了，她把信递给她的丈夫，她的丈夫却把信递还给她……杜致礼看见满纸虽然不够标准却是笔迹异常熟悉的中文草书，当着丈夫和儿女的面情不自禁一场大哭。她当晚含着眼泪，给她在台湾孤岛上的母亲写信，起句是：“您的老朋友非常关心您。”
曹秀清对“老朋友”3个字心领神会，但她毕竟是肩负着台湾政府的重托于1958年春天前往美国普林斯敦的。
较曹秀清稍早启程的是周恩来派来的杨振宁当年的老师张文裕（后任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张文裕于1957年秋天走进功德林。在功德林的会客室里，张文裕告诉了杜聿明当时还未见报的关于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金的消息，敬请杜聿明以岳父大人的名义给杨振宁写一封信，由他前往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在授奖仪式上代表中国政府向杨振宁祝贺时面交。
杜聿明直到此时方才知道自己的大女婿为何许人。他为大女儿高兴，也为自己高兴，更为中华民族高兴。自从他戴着脚镣走进新中国的大门以来，在时代的严峻的冲击下，他的头脑里的政治枷锁已经不复存在。作为一个中国人，究竟怎样才算无愧于炎黄子孙，早在康泽对他提示之前他就有了最后的答案。所以，在任何偶然的旋涡之中他将迈出必然的脚步。迟疑么？此间他迟疑了一下——他在揣测陌生的杨振宁的容貌时，想起了他熟悉的杨振宁赖以生长的国土。
杜聿明用毛笔对准了他的鼻梁，不，对准了他的心窝，在一张16开的无格信笺上写下了如下文字。
亲爱的宁婿：
我祝贺你获得诺贝尔奖金，这是民族的。你要注意政治。
杜聿明即草
杜聿明感到为难的是信封上的落款。按照战犯管理处的规定，他们的通信地址是北京德胜门外功德林一号。在多年的意识里，杜聿明自我地把“功德林”与“监狱”在文字表达上的含义等同起来，他不愿意让被灯火与镁光映照得浑身发亮的女婿在登上斯德哥尔摩高台上的时候想起自己的岳父此刻却生活在印象中的黑洞洞的监狱里，从而避免让杨振宁的心头对他的祖国蒙上一层阴暗的色彩，他决定启用过去在北京的住家地址：弓弦胡同二号。
也许正是对方体察出了此中的衷情，杜聿明很快收到了杨振宁的复信。末句是：“我非常感谢您对我的关怀！”
未久，杨振宁到日内瓦讲学，他的父亲杨武之（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奉命前往日内瓦与儿子会晤。启程之前，杨武之同样来到功德林，向他的亲家索取给自己的儿子的信札。杜聿明的文笔是简练的，可是这一次他重复了“民族”二字。
在炎黄交给每一个子孙的考题中，杜聿明这里虽然圆满地交出了自己的答卷，但是他没有因此退出考场。像发现同学在考试中舞弊似的，为了证实自己的成绩的可靠性，他把康泽对他的暗示向战犯管理处作了汇报。不过，他没有披露康泽的名字，因为他以为那样的做法是卑鄙的。他的检举揭发实际上是通过一项建议达到目的的：“我们应该坚持什么样的民族气节，这关系到我们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值得好好讨论一下。”
杜聿明的建议最终从姚处长的口里说了出来。这就是被国民党战犯们称为“第二次大辩论”的命题。在第三者看来，在新的浪头的冲击下，八角楼无疑成为新的旋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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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各自不动声色地寻求着生命的浮木。黄维学会了用智慧来武装自己的头脑，却没有学会用谎言来掩盖自己的情绪。虽然“黄维永动机”至今没有发出解脱烦恼的音响，但是黄维决定用自己的声音为生命谱写一曲赞歌。
在第二组学习讨论会上，黄维第一个发言说：“我要坚持文天祥的民族气节，决不向自己的敌人投降！”
勿须赘言，以上便是功德林戊字胡同走廊里召开的第二次批判黄维大会的背景。
邱行湘被管理处指定为第一组发言人之一。
他是刚刚走出图书室，在胡同转弯处接到通知的。口里应承了，心里却有些恐惧，他不以为这是共产党对他的一次考验，而认定这是管理处对他在第一次批判黄维大会上保持缄默的一种惩罚。即令是惩罚，他也无可奈何了，因为共产党老祖宗恩格斯竟然直言不讳地宣称：“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说实在的，邱行湘不承认意志是可以用武力征服的，情况就像发生在他身上的那样。但是，他承认中国共产党却有着比枪杆、刺刀、大炮更具有权威的以攻击灵魂为目标的武器，情况也就像发生在他身上的那样。
在这个武器面前，决不因为他的胸膛愿意摆在黄维的身躯前面，黄维就可以化险为夷。既然如此，能够像陈诚系其他将领宋瑞珂、杨伯涛、方靖等人那样果敢地向上峰黄维开火，倒是冲出旋涡的战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转过曲墙，又是直路。邱行湘想到这里，不觉前虑尽消，精神大振，迈开外八字脚，阔步在宽敞的走廊上。
这次大会整整开了3天。沈醉在日记中对大会有关情形作了3次记载。
3月23日星期四
今天大家提出4个问题要黄维答复。黄维态度马上变了，伪装扯下来完全露出原形。经同学们一致大吼，嚣张的反动气焰才压下去，吞吞吐吐承认了一些问题。孙副处长当场指出他的态度不对并支持大家意见，非把他真思想交出来不收兵。
4个问题当中，有一个是邱行湘提出的。严格地说，是当年井陉河畔蒋铁雄对邱行湘提出的，那就是：气节有没有革命与反革命的区别？邱行湘提出问题之后，几乎完全按照蒋铁雄的语序，要对方把枕头垫高好好想一想。
邱行湘何尝不明白，在功德林的论坛上绝不是他大显身手的地方。习惯可谓难于抵挡的势力。就像他从小喜欢吃豆腐，结果永远喜欢吃豆腐一样，他开初读不进共产党的理论，结果永远读不进共产党的理论。多年来，功德林屡见梅花满枝头，可是他拾得的只言片语亦寥寥无几。也就像他不能从春夏秋冬的变化之差来意识大自然的规律一样，他并未发现共产党的理论之中存在一个独立的体系。然而，这并不影响他的成就，或者说，他的成就恰恰在这里。批判大会上，他以他的发绿的眼光有效地替代了共产党的理论的锐气。威力么？会场上第一声大吼便是他发出的。
3月24日星期五
全天斗黄维。上午由我对黄维作了一小时半的综合批判，由于是初次担任这样的工作，自己感到是做得并不好，有这样的机会锻炼一下，总可以多得一次经验。我谈完以后由邱行湘讲，他是重点发言，有些地方比我有独到之处。
邱行湘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在陈诚集团沉浮达19年之久，国民党官场中有关黄维的闲话，他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地知晓。如果说他在黄维手下任职的年代决不敢对上司有所訾议的话，那么在他的生命不再和黄维发生联系以后，特别是在他听取了宋希濂昨夜对他的“重新做人，不可讳，也不必讳”的忠告以后，他决意将黄维的故事和盘托出。譬如说，1938年春，黄维由67师师长升调18军军长，黄维离皖赴赣途中，于南京受蒋介石召见。蒋介石与黄维握别之际，从抽屉里取出一张6寸大的“领袖照片”，蒋介石翻过照片，当即挥毫书“培我将军存念”6字。殊不知此6字错了关键之一字。黄维的号是“悟我”，蒋介石却以“培我”相篡。黄维接过照片，虽不得要领，仍如获至宝，珍藏于寓。事后黄维百思之余，终得其解：蒋介石不是无意错写，而是有意命名，“培我”者，培养我也。于是，黄维改号“培我”，启用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