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使国民党人起死回生的地方。他把功德林称为功德之林。这里又是慰藉心灵的地方。他把一盒火柴当做五年来人生价值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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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德林丁字胡同的单间里，还有一位没有露面的战犯。这就是解放军总部正式宣布的43名头等战犯之一的先后统率过百万军队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中将司令、徐州“剿总”中将副总司令杜聿明。
他是陕西米脂人，字光亭，黄埔一期生，中等偏高的身材，方方正正的脸型，尤其是精干迥异寻常的神情大有古儒将风度。直到被俘的前一天，他才在换上了士兵服装之后刮去了嘴唇上的心爱的小胡子。杜聿明是在淮海战役中，在徐州“剿总”前进指挥所从陈官庄移到陈庄，随后在陈庄立不稳脚，慌慌忙忙带了13个随从后退到张老庄村口时被俘的。他开头自报职务为“一个军需”，自报姓名是“高文明”，尔后又拾起砖头，砸破头皮，把血涂了一脸，最终在他的副官的证实下，他承认了自己。
他只承认了自己的名字，他不承认自己的罪恶。
早在杜聿明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冀辽热边区司令官（冀辽热边区司令部设于葫芦岛）的时候，解放军攻克沈阳之后，杜聿明开始撤离葫芦岛之前，他就交代工兵参谋破坏锦西发电厂、炼油厂及残留在葫芦岛的火车头，指令葫芦岛的自来水水塔及码头归海军破坏，并规定陆、海军各部队对于葫（芦岛）锦（西）间各工厂机器电动机等可搬运的物资，尽量抢劫运走，搬不走的则破坏掉。
尽管这样，共产党仍对杜聿明保留了余地。1948年12月17日，毛主席以中原、华东两人民解放军司令部的名义写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杜聿明在接到这份文告时，还多少有些犹豫。被俘后，陈毅司令员与他谈话，他却拒绝谈任何问题。一直到他被集中到山东济南解放军官教导团，仍拒不服罪，动辄拍桌子打板凳，以至于1950年11月将他由济南转至北京功德林时非给他戴上重重的脚镣不可。
杜聿明是带着满身罪恶连同满身病患踏进新中国的大门的。
他患有4种病。不过他自己知道的只有3种：胃溃疡、肺病、肾结核。第四种病是他进功德林后被管理处的李科长发现的。那是一天杜聿明正在洗澡时，李科长发现他双腿打颤，忙问是怎么回事，杜聿明一言不发（其实他感到腰胀腿痛已经多时了，他不愿意知道是什么病，更不愿意治疗，他准备来个慢性自杀）。李科长急了，命令杜聿明站起来，双脚靠拢，终于发现杜聿明的臀部一边大，一边小。于是，第二天，不管杜聿明愿意不愿意，管理处用小车送他去复兴医院检查，检查结果：脊椎结核。管理处没有告诉杜聿明关于他的第四种病——从现在来说，不让他获得慢性自杀的更多的条件；从往后来说，不让他获得漫长生活的更多的苦恼——反正在他的床上安放了一个石膏架子，叫他躺下去，坚持数年，必有好处。
杜聿明横着眉毛躺下了，由于舒服——生理舒服减去心理不舒服的剩余部分——他的眉头慢慢舒展开来。
杜聿明作为国民党高级将领，又熟读孙子兵法，不能说没有一点战略眼光。1948年10月，蒋介石坚持反攻锦州，杜聿明问蒋介石有几成把握，蒋说有6成，杜聿明引孙子兵法对蒋介石说：“庙算胜者得算多，庙算不胜者得算少，多算胜，少算败，而况无算乎？现在我们算到6成，只会失败，不会胜利。”
杜聿明问蒋介石有多少兵力，蒋说少于共军，杜聿明又引孙子兵法对蒋介石说：“五则攻之，十则围之，倍则奇正并用；有奇无正，有正无奇，每战必殆。以目前的敌我兵力比较，不仅没有五倍、十倍的兵力围攻敌人，而且是敌倍于我，敌人有奇有正，并可能集中五倍、十倍兵力攻我围我消灭我军。所以我认为目前收复锦州是凶多吉少并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结果，以营口为后方全力攻锦州的廖耀湘兵团终遭全军覆没。
杜聿明1948年底离开葫芦岛，由锦西机场逃回北平后，与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曾有过一次私下交谈。傅问到东北人民解放军的种种情况，杜作了这样的断语：“东北共军将近百万，很快就入关，它的战略战术、武器装备及战力远远地超过关内共军。从军事上讲，共产党一年以内将统一中国。”正因为如此，杜聿明在此次回到北平的第二天清晨，见空中飘雪，他认为天都哭了，国民党王朝即将完蛋。他为他心爱的王朝的灭亡感到深切的悲切，于是立刻驱车由住地东城弓弦胡同二号直抵北海公园游览凭吊。他一直跑到白塔上俯览全城名胜中南海、景山、故宫，照像留念，感叹嘘唏，黯然神伤。
军人是闻不得火药味的。朝鲜战场上的硝烟弥漫到功德林里的时候，杜聿明居然从病榻上走下来，破天荒地主动找共产党人说话了。他告诉李科长说，美国人的武器是好的，火力是强的，但是由于训练简单，特别是缺乏战略战术的研究——美国人并不是从敌情、地形、敌我兵力对比及士气等有形无形要素而策定他们的战略战术——因此整个战斗力是不行的，尤其是步兵最差云云。杜聿明又下断语说：“只要中国将领指挥得法，士兵浴血奋战，中国有可能击败美国。”
杜聿明的这个断语虽然下得留有余地，但是较之功德林里多数战犯的估测，毕竟要正确得多。如果说杜聿明的军事眼光能够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话，那么他的政治头脑是否也能够经得起时代的严峻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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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聿明在被俘时，由于谎报身份，解放军喝斥道：“到底是什么？还是快说出来，你隐瞒不了的！黄维、吴绍周不都查出来了吗？”杜聿明一听这话，忙问：“黄维现在哪里？”解放军答复说：“你们不久就可会面。”是的，他们不久就可会面。但是，至少现在是不可会面。被俘以后，他们兵分两路，一个去河北，一个去山东。现在虽然同在功德林，但是生活在两条胡同里。
两条胡同的形状是一样的。可是，他们的走法不相同。杜聿明的第一步是顺着胡同往外走的，黄维的第一步起横着胡同往墙上碰的。并且，黄维不怕痛，朝着他原定的方向，又朝前走了一步。
黄维的这一步，是从他谩骂功德林管理员开始的。在一个时期内，为了维护国民党战犯的生命，避免发生令人遗憾的事情，管理处规定，晚间房间不关电灯，以便于看守人员工作。这本是常识范围内可以理解的事情，其他战犯也已经理解了，唯有黄维对此提出“抗议”。他颤抖着胡须，把手指对准管理员的鼻子，破口大骂“灭绝人性”、“丧尽天良”。管理员是不能与战犯对嘴的，这同样是管理处的规定。孤掌难鸣，最终，黄维的笔记本成了他发牢骚的唯一的地方。
现在，黄维天蓝色封面的笔记本上增添了新的诗行，第二页写的是——“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全不惜，要留清白在人间”（明朝于谦《石灰吟》诗）。黄维在诗的右下角面了一根短线，短线后面写的是“这是于谦骂狱吏的诗”。第三页写的是——“扬鞭慷慨莅中原，不为仇雠不为恩。始觉苍天方聩聩，全凭赤手拯元元。三年揽辔悲羸马，万重梯山思病猿。我志未酬人已苦，东南到处有啼鹃”（太平天国石达开《答曾国藩》诗四首之一）。第四页写的是——“艳色天下重，西施宁久微。朝为越溪女，暮作吴宫妃。贱日岂殊众，贵来方悟稀。邀人傅香粉，不自着罗衣。君宠益娇态，君怜无是非。当时浣纱伴，莫得同车归。持谢邻家子，效颦安可希”（唐朝王维《西施咏》）。
当然，黄维靠大脑记忆出的诗文，已经为他的大脑写成了另外一首诗，这首诗的主题显然超越了“牢骚”的局限。
可见，发牢骚并不是黄维唯一的斗争方式，他与其他战犯的矛盾更多的是企图通过说理来解决的。黄维的妻子给他寄了一点钱来，他买了一本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很可能是管理员开的书目当中，这个书名最能投合他的性格和愿望，所以他迫不及待地翻开了扉页。他是否读完了，还是读完了又有些大失所望，目下还不得而知。只知道他适逢痔疮发作，流血较多，草纸不够用，他又不说，于是悄悄地将这本书作了手纸。此事被同组组员们发现了，小组决定对他展开一次批判。批判的措辞是有点辣味的——“解放军把这本书作为经典著作，你却……”“你这是在侮辱革命，侮辱布尔什维克！”黄维倒心平气和地开始说理——不过他的发言有点酸味——“这本书我已经看完了，也就是说，它的第一次使用价值已经完成。我现在发挥它的第二次使用价值，这又有何不可？”众人竟一时无话可说，当然这是在积蓄更多的“炮弹”，所以很快黄维就置身在弹如雨下的攻击之中。
他企图通过说理斗争来获得胜利的意愿导致了相反的结果，而管理员的裁判使他打成了平局，这使他获得了化险为夷的快乐。管理员是受小组组长的邀请来解决矛盾的，但是，在一定意义上，管理员的讲话可以作为小组会上的发言——“黄维犯痔疮，应该要求多发草纸，他没有提出来，是他的不对；但是我没有发现，是我的失职。至于那本书，黄维自己看完还可以借给别人看。大家也不要因为他处理得不恰当而作出同样不恰当的结论来。”
黄维由此发现，他的道理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可靠，而共产党的一个小小的管理员的道理却具有震慑三军的威力。这正如他不能不承认共产党的步枪的威力一样，否认已经存在的东西，对于黄维来说，同样是困难的。
由于这位公允的裁判员正是黄维先前骂过的那位管理员，所以黄维暗自觉得自己出口是否稍稍早了一点。其实，黄维不知道，共产党对语言并不是那么感兴趣的。共产党永远让事实说话。就在黄维在功德林的胡同里，横着走完这一步之后，这年春天，他患了急性腹膜结核。这是他全身5种结核之中最迟发现的病患，也是最令他对生存丧失信心的病患。其症状是吓人的：腹水充塞在他的腹部，肚子高高地凸起，两腿肿得通明透亮，完全失去知觉，一旦皮裂水出，黄维便命归西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