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黄维来说，虽然受了共产党的为他所不愿接受的批评，但是那远没有董益三的拳头富有刺激性，而且，共产党批评的锋芒是直指董益三的。所以，黄维终觉得在心灵上占了上风。对于董益三来说，虽然受了共产党的为他所不曾预料的批评，但是自己毕竟出手打了人，而且，出手的动机是共产党已经理解到了的。所以董益三亦终觉得并未败在黄维之下。就这样，尽管管理员分别给黄维、董益三讲的什么，他们两人互不知道，但是黄维、董益三已经发现，他们两人各自在心理上几乎同时恢复了平衡。
功德林里的第一次打人事件的意义，战犯们是在很久很久以后，在他们获赦释放离开功德林的时候才知道的，那就是：这是最后一次打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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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睹着董益三和黄维的冲突的旋涡的形成、却远远地跳在岸边从而没有湿身的人，是陈长捷。这是一个显得很文静的福建人。保定军官学校六期毕业生，与傅作义是同期同学。他也许是旧书读得很好，新书读得不多，有些迷信——这里有一个不小的根源：幼年时他本来不信鬼神，一次家乡的一位泰国华侨带回一尊佛像，众人皆拜倒其下，烧香祈祷。陈长捷携带一柄短剑，趁月色朦胧，对准佛像刺去，不料刀断而像未动，使他骇然回奔，从此不敢否认鬼神。
也许他以为菩萨待他不薄，所以1948年6月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派他来天津任警备司令时，他一到天津就向天津市长杜建时声称：“我是来准备打仗的！”同年12月，杜建时认为防守天津是死路一条，与其等死不如突围，担任天津防守的国民党62军军长林伟俦、86军军长刘云瀚暗示杜建时愿意立即行动时，陈长捷向他们郑重表示：“如防守天津部队撤走，将置北平于死地。一切应为傅作义负责。如你们把部队带走，我只有自杀。”在1949年1月，解放军进攻天津的部署已经完毕，总攻开始之前的一个拂晓，第四野战军写给陈长捷、林伟俦、刘云瀚三人一封信，劝告他们放下武器时，他们复信称：
“武器是军人第二生命，放下武器是军人之耻。”而最后天津城防已破，陈长捷才感到他身上并没有菩萨的灵光，躲进警备司令部地下室大骂傅作义：“让我们牺牲，作他们讨价还价的资本！”
当然，维持陈长捷半生戎马生涯的支柱，不会是泊来的一尊佛像，只会是国民党反动政权。那么，当南京总统府门楼的柱头已经倒下的时候，陈长捷又将以何物作为他生命的支柱呢？作为一个头脑比较冷静的人，陈长捷不会不正视这个问题。
关于这一点，陈长捷和邱行湘不同。邱行湘在国民党政权垮台以后，他既不能改变这个现实，而失败的仇恨、没落的悲哀又使他不能够清醒地正视现实，从中吸取应有的历史教训，总是长时期处在一种自相矛盾的精神和心理状态中。陈长捷出自对共产党的仇恨，出自对共产党的胜利的嫉妒，更出自对共产党的胜利的不解，不愿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被动的路子，哪怕就是单单为了死能瞑目，他也要主动出击，把战败他的对手里里外外端详个饱，看看共产党究竟是不是长有3只眼睛的马王爷！除了这，他认为一切都是无稽之谈，无聊之举，一切都是寄身海市，四大皆空。为了这，陈长捷是一不做，二不休，干脆从共产党的老祖宗马克思那里开刀。他将他妻子由上海寄来的一点钱，托功德林管理员买到《资本论》第一、二、三卷。自此，陈长捷只身开进“已知己欲知彼”的战场，他发誓要从这里寻出人生的真谛来。
邱行湘在得知黄维遭打、陈长捷买书的新闻后，不觉连连摇头。他认为前者过于“现实”，尔后者又过于“浪漫”。在固有的人伦规范已经解体的时候，现实变得渺茫；在新型的人际关系变得冷漠的时候，浪漫等于空虚。他认为黄维与陈长捷的不同的错误的共同原因在于对生活过于认真。认真是好的，邱行湘从来不反对认真。他对他的老上司黄维素所敬仰的原因之一，就是当年黄维任67师师长、他任该师副旅长兼团长的时候，师部有40多万元公积金，是抗战转移时由黄维一手积累的，黄维升任本军（18军）的军长后，完全有权带走，可是黄维一文不拿，实在难得，以至成为陈诚军事集团上层经久不衰的佳话。而陈长捷忠于职守，忠于朋友，在重兵压境之下，断然拒绝了和平解决天津的通牒，亦算刚烈之士。可是，邱行湘继续认为，包括他在内的一切努力，现在看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过去好孬不是吃闲饭的人，但是天下有谁对他们负过责任呢？现在作为败将，当然更没有二话可说，他们有什么必要向谁负责任呢！
《内经》云：“怒伤肝，悲损肺。”邱行湘既不愿像黄维那样伤肝，也不愿意像陈长捷那样损肺。他站在两条胡同之间，漠然无声，超脱物外，其间唯一的存念是：不求我行我素，但求得过且过。
军事上的进攻和防御并不是这样容易割断的，体力劳动现在最能符合邱行湘的心境和个性。学习于他来说，像被俘虏一样难受，劳动于他来说，却像打仗一样痛快。尽管邱行湘把他个人的劳动称为“无为而无所不为”，但是他心甘情愿地用汗水来润滑生命的机器。
邱行湘在功德林的织布厂里织过土布，他把失望的灰线和希望的金线交织在一起；邱行湘在豆腐坊里磨过黄豆，他把思想的豆渣和思维的豆浆交融在一起……在一般情况上，意识是在非意识的状态下形成的，可是对于邱行湘来说，周而复始的旋转只能对他的身躯产生意义。因为他麻木，所以他需要刺激。譬如说，战犯管理处有意让从事劳作的战犯们知道，功德林的大部分手工生产都是赔本生意，这里生产的香烟即令降价一半也卖不出去。于是，他的军人的气质里又产生了一点商人的心计，他和他们现在热衷于干一件赚钱的活路——种蔬菜。而这个第三者——哪怕是一个萝卜——也能像一座山峰那样，堵截他和他们来自两个战场的意识的合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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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字胡同里，除了国民党战犯，还有3名日本战犯。一个是名叫上村的原北平宪兵队头目，一个是长期在中国搞经济情报的特务，一个是日本陆军司令部的高级军官。对于日本侵略者，就历史的阶段性而言，应该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共同敌人。但是，历史上有些事情是难以理喻的。就在共产党三令五申，八项和平条件的第一条必须包括惩办日本战犯的时候，国民党在1949年2月公然宣判日本战犯冈村宁次无罪，并将冈村宁次及其他日本战犯260名送往日本。平心而论，国民党此举是极不得人心的。包括国民党战犯邱行湘，在得知此事后立即承认，这是国民党的一次严重的卖国行径。对照起他时时引为趣谈的一桩陈诚轶事，邱行湘更认为国民党给中国人丢了脸面。
那是1930年10月，陈诚赴日本观操，日本高级将领对陈诚竞相邀宴。有一次，日本将领在席间当众问陈诚：“你年纪很轻，资历甚浅，怎么能够当上将？”陈诚正襟危坐，反唇相讥曰：“你们日本的裕仁年纪很轻，资历甚浅，怎么能够当天皇？”陈诚一语，四座皆惊。日本将领大为恼怒，认为陈诚有意侮辱天皇。乃至陈诚回国后，留下一场外交风波。事后，邱行湘听国民党外交部长何应钦的随从副官张涛说，这件事最后由何应钦出面与日本打了招呼才算了事。
现在，中日战争8年的最终结果，是日本人走进中国人的监狱。尽管邱行湘以国民党战犯的身份，与日本战犯生活在一起，但是他没有因为自己是失败者就去同情另外的失败者。反之，他暗想若是共产党打算在监狱里“坚持抗战”的话，他是乐意“分进合击”的。
然而他在同一条胡同里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国民党战犯除了写材料的、养病的，是必须劳动的，日本战犯却用不着拿中国锄头；国民党战犯除了病号吃小灶，其他人吃的是中灶，日本战犯却全部吃小灶。也许小灶能使人精力过剩，上村等人整天地在胡同内的三角形地坝上打网球。网球是白的，在邱行湘看来，它与报纸上“惩办日本战犯”的黑字是何等的不协调。日本军人诚惶诚恐地离开了故土，却舒舒适适地生活在异国——这几乎是太阳旗高悬在中国大陆的时代才能享受到的。
不受时代变迁的影响而最完整地保持着生活的全部内容的，要数这位矮胖的上村。他的妻子也在中国大陆。中国政府把她的住房安置在功德林附近，上村可以定期出去和他妻子同居。3年以内，上村一家接连添了两个孩子。
邱行湘惑然了，他问上村：“你身为囚犯，哪有条件养活你的妻子儿女？”上村笑道：“中国共产党对我们日本人不错。中国实行供给制，多生小孩有好处。我生一个孩子，中国政府就多给我一个人的供给。养家活口不靠我呵！”
敌人的赞美才是难得的荣誉。邱行湘听后不觉颇有感叹。他强烈地感到中国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惩办战犯”，非绳之以法不可；“宽大俘虏”，果施之以仁不误。前者体现着民族意志，后者体现着国际公法。真正给中国人争脸面的，应该是共产党人呵。
如果说邱行湘对共产党于日本人的优待可以理解，那么他对共产党对国民党人的重用几乎不敢相信。消息是从报纸上得到的。中国民主同盟机关报《光明日报》上，披露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各单，其中包括张治中、傅作义、程潜、张难先、龙云等国民党军政要员。在邱行湘的意识里，成王败寇，亘古常理。共产党现在夺得天下，却不独吞，这决不是“惯于笼络人心”可以解释的。历史往往回过头去才能发现其中的奥妙。邱行湘想起1946年底，国民党召开的国民大会，只有中国青年党、民主社会党和几个社会贤达参加，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致公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和众多的民主人士都嗤之以鼻，以致国民党中宣部长陶希圣大骂民主同盟是“国民之叛徒”、“人类之蟊贼”。邱行湘至今才明白，其实时代的不祥之云早就笼罩在国民党头上，南京总统府的上空始终没有晴天，国民党战场永远陷入雨季。而在同一个天底下，共产党发明的“统一战线”喷薄而出，在中国的夜晚大放光明。这个与共产党自身、共产党军队相提并论的“法宝”，正像一块巨型磁铁，在民主党派各以铁屑为幸之余，国民党中的有识之士也纷纷失去自控力。在这个被邱行湘称为“奇迹”的历史现象中，他依稀发现中国共产党人的广阔的胸襟、恢宏的气度，以及解放全人类的钢铁的信念。当然他发现的状态是朦胧的、甚至是经过日本战犯提示的，但是他是充满敬意的。譬如说上村拿着书告诉他中国领袖说的“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这句话很有气势时，邱行湘嗯嗯两声，补出一句：“毛泽东是站在喜马拉雅山上说话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