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房里四壁萧然，阴森森的，有一条长木凳，我们五个人被命坐下，倒怪有礼貌的。S君第一个被唤进另一室去，门却未关紧，我从门缝里向里望，只见靠墙有一铁栅栏，S君被推到那铁栅栏里，一个巡捕用一根相当长的手枪戳在他的肋骨间，然后那个法国人脱去上衣，挽起衫袖，舞动两个拳头对准他的头部打去，后脑勺子撞在石头墙上的声音砰砰的响。法国人忽然发现门没关紧，一脚给踢关上了。我便再也看不见什么，只听得屋里面拍啦拍啦的响，肉的声音。我当时心里在想，这也许就是《水浒传》里所描写的“杀威棒”罢？要不然为什么进巡捕房什么话也不问，先来这么一顿臭揍呢？我们四个人默默的坐着，没有话可说。我想S受完刑之后就该轮到我了。L君碰一下我的臂肘：“你把眼镜摘下来交给我罢。”这一句善意的提醒倒使我心酸起来了。
哗啦一声门开，S君出来了，衬衫撕成一条条的，头发像一堆乱草，脸是白的，鼻孔牙齿上全是血，两眼是黑的，腮上一块块的紫痕。他被带到另一间屋，打开门只见里面是个大囚笼，里面已有不少的受苦难的人。S君也被送进笼里了，哗啦一声上了锁。
该轮到我了。我当时并不怕，只是气愤。受苦难折磨的中国人并不是我们几个，而是成千成万的。个人受这么一顿敲打，算得什么？我已经把眼镜摘下来了。但是，出乎意外的，那喘咻咻的法国人走到我们四个人面前，做了一个手势，大吼：“滚出去！”后面一群巡捕也随声附和的大吼：“走！走！”连推带搡的我们四个人被撵到了门口，我觉得好像是一只大皮靴踢在我的后腰上。我赤着足拖着鞋随同其余的三个走回家了，仍听得那法国人立在捕房门口破口大骂。
我们商量如何把S君保释出来。弄堂口住着一个法国人，他一切都看见了，他说他有办法，我们便随了他去。他和捕房的人咕嘀一阵，说成了，要他缴纳国币一元的保款，就把S君放出来了，随手交给他一张传票，上面写着：下星期二到会审公堂受鞫，罪名是妨碍公务，原告是法巡捕房。
我们打电话把老同学Y大律师请了来。律师这样说：“啊，是这样的一回事。嗯，你们想怎么样？什么？到医院验伤？我看不必。你们想告巡捕房？老实讲，到会审公堂告巡捕房，那是白费，没个赢。挨打，认了。下星期二，我还是不能代你们出庭辩护，我只能在公共租界执行业务。好了，算了罢。咱们是老朋友，我这次来回的汽车费也不用算了，再见再见！”他夹着一个大皮包走了。
律师的话是对的。S君星期二到了会审公堂。堂上坐着一位法国审判官，身后坐着一个翻译官，旁边并排坐着一位中国审判官。这案子是由法国审判官开口，那中国审判官就像泥雕木塑一般。S君声辩之后供出在场的有证人四名：便是L、H、T和我。庭谕：下星期二传证人到庭再审。
下星期二开庭可热闹了，四个证人每人预备好一篇说辞，证明巡捕无理殴辱平民。法官是个上了年纪的人，对于这案子好像是很感兴趣，问得很详细。当他问我的时候，我说法国巡捕曾辱骂我，他问我道：“他怎样骂的？骂的是什么？”
“法官，”我说，“他骂的是一句英语中很下流的话。”
“到底是怎样的一句话？”
“在法庭上是很不宜于再复说一遍的。”
“你可以说。”
“他骂的是：Sonofabitch！”
法官皱眉了，回过头去问翻译官，翻译官也皱眉了，直摇头，好像是译不出来。旁听席上微微有点儿骚动。
“你用中文讲，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用手泛指着公案上说，“你是一条母狗养的！”旁听席上大笑，还有人鼓掌。法警大叫：“守秩序，守秩序！”法官直拍桌子。骂这句话的人就在原告席上站着，气得面色铁青。我乘势就问法官：“这句话就是他说的。如果他不否认，我请问法官，这算不算是公然侮辱？如果是侮辱，应请依法惩处，如果不算侮辱，那么现在我就要拿这句话回敬他了。”哄堂大笑。在紊乱的秩序中，法官起立宣告：本案下星期二宣判。
宣判的结果是：被告无罪，不起诉。
这件事情就算是结束了。但是旁听席上有新闻记者，这件事情就被宣布在某几种报纸上，而经过一番报道，事件的主角便由S君而变成我了。记挂我的朋友们纷纷写信来慰问，平夙忌恨我的人可就有枝添叶的绘影绘声的给我做了一点儿恶意宣传。最歪曲的一篇恶意宣传是三卷三期的《现代小说》，有署名叶灵凤者，（据闻是左翼作家之一，今不知已转变成什么了。）他写了一篇小说，那题目便是我的姓名，他把我形容成为一个“少年气盛”“爱管闲事”的“小布尔乔亚汜”。其中的警句可以引两段在下面，让大家看看差不多二十年前上海的所谓的左翼作家的真面目：
你以为小布尔乔亚汜不是整天的在做着想进而为布尔乔亚汜的迷梦么？他们若不是日夜的企图着想往上面爬，决不会挂出主持正义与人道的绥冲旗帜。普罗列塔利亚的政策是斗争，布尔乔亚的政策是高压，惟有小布尔乔亚才夹在中间高呼人道与正义。
人道主义者与正义的战士有时候也会触怒布尔乔亚汜的虎须。不过因为他们不是普罗列塔列亚，所以一触怒布尔乔亚汜之后，便立显示出他小布尔乔亚汜的本色，开始眼泪鼻涕的摇尾乞怜，说下次不敢再放肆了。
原来“高呼人道与正义”是一件可鄙的事。其实我根本就没有“高呼人道与正义”。其实我不过偶然被带进巡捕房里去受了一点儿委屈，到公堂上说了几句话给人作证，谈不到什么“战士”。帝国主义者，我深恶痛绝，倒是真的，却与阶级无关。我根本没有“挂出主持正义与人道”的“旗帜”，何从有“眼泪鼻涕的摇尾乞怜”？署名叶灵凤的这位先生，先捏造一派谎言，然后加以小布尔乔亚的罪名，甚妙甚妙。我也不能太认真。这本是“小说”。小说贵创造。有人还说过艺术即是说谎呢。这该是很好的一例。
唐人自何处来
我二十二岁清华学校毕业，是年夏，全班数十同学搭杰克孙总统号由沪出发，于九月一日抵达美国西雅图。登陆后，暂息于青年会宿舍，一大部分立即乘火车东行，只有极少数的同学留下另行候车。预备到科罗拉多泉的有王国华、赵敏恒、陈肇彰、盛斯民和我几个人。赵敏恒和我被派在一间寝室里休息。寝室里有一张大床，但是光溜溜的没有被褥，我们二人就在床上闷坐，离乡背井，心里很是酸楚。时已夜晚，寒气袭人。突然间孙清波冲入室内，大声的说：
“我方才到街上走了一趟，我发现满街上全是黄发碧眼的人，没有一个黄脸的中国人了！”
赵敏恒听了之后，哀从衷来，哇的一声大哭，趴在床上抽噎。孙清波回头就走。我看了赵敏恒哭的样子，也觉得有一股凄凉之感。二十几岁的人，不算是小孩子，但是初到异乡异地，那份感受是够刺激的。午夜过后，有人喊我们出发去搭火车，在车站看见黑人车侍提着煤油灯摇摇晃晃的喊着：“全都上车啊！全都上车啊！”
车过夏安，那是怀欧明州的都会，四通八达，算是一大站。从此换车南下便直达丹佛和科罗拉多泉了。我们在国内受到过警告，在美国火车上不可到餐车上用膳，因为价钱很贵，动辄数元，最好是沿站购买零食或下车小吃。在夏安要停留很久，我们就相偕下车，遥见小馆便去推门而入。我们选了一个桌子坐下，侍者送过菜单，我们检价廉的菜色各自点了一份。在等饭的时候，偷眼看过去，见柜台后面坐着一位老者，黄脸黑发，像是中国人，又像是日本人。他不理我们，我们也不理他。
我们刚吃过了饭，那位老者踱过来了。他从耳朵上取下半截长的一支铅笔，在一张报纸的边上写道：
“唐人自何处来？”
果然，他是中国人，而且他也看出我们是中国人。他一定是广东台山来的老华侨。显然他不会说国语，大概是也不肯说英语，所以开始和我们笔谈。
我接过了铅笔，写道：“自中国来。”
他的眼睛瞪大了，而且脸上泛起一丝笑容。他继续写道：“来此何为？”
我写道：“读书。”
这下子，他眼睛瞪得更大了，他收敛起笑容，严肃的向我们翘起了他的大拇指，然后他又踱回到柜台后面他的座位上。
我们到柜台边去付账。他摇摇头、摆摆手，好像是不肯收费，他说了一句话好像是：“统统是唐人呀！”
我们称谢之后刚要出门，他又喂喂的把我们喊住，从柜台下面拿出一把雪茄烟，送我们每人一支。
我回到车上，点燃了那支雪茄。在吞烟吐雾之中，我心里纳闷，这位老者为什么不收餐费？为什么奉送雪茄？大概他在夏安开个小餐馆，很久没看到中国人，很久没看到一群中国青年，更很久没看到来读书的中国青年人。我们的出现点燃了他的同胞之爱。事隔数十年，我不能忘记和我们作简短笔谈的那位唐人。
由一位厨师自杀谈起
两年前的一期《新闻周刊》（一九六六年十月廿四日出版）有一段有趣的记载，译述如下：
从前罗马有一位厨师，名阿皮舍斯，以善制肉羹著名，他开设的烹饪班生意不大如理想，愤而自杀。给法王路易十四供奉御膳的大司务，名瓦台尔，在王家大张筵席的时候第一道菜未能按时端出来，羞愧难当，伏剑而死。法国还有一位著名的烹调大师，名拉吉皮埃，在拿破仑从莫斯科班师的时候，宁可冻死途中也不放弃他的厨司的位置。上星期巴黎又有一位厨师加入了这一凄惨的集团：据说三十八岁的阿兰·齐克，因为他开设的饭店被权威刊物《米舍兰向导》降级，失望自杀了。
这个饭店便是坐落在雷伯龙大街的RelaisdePorquerolles饭店，在这一年以前一直是属于两颗星的（烹调极佳，值得一顾）海味食品店，拿手的是鱼羹。罗斯福总统夫人最喜爱这个饭店，其他显赫顾客包括贝尔蒙多与温莎公爵。
三年前，齐克的父母退休，把店务交给了他和他的弟弟勒米。以后数月，有些顾客感觉到那绝妙的带有番红花香味的鱼羹有些退步。于是去年三月悲剧就发生了。《米舍兰向导》照例把入选的饭店分为两大类，普通饭店与杰出饭店，最近一期不仅把这一家的两颗星取消，而且根本未予著录。那一晚，这饭店里的气氛异常沉闷。“这太令人难堪了”，勒米对向他致慰的顾客们说。“我的父母于一九三五年创设这个饭店。一切都没有改变。我不了解。”
阿兰是父亲退休以后的首席厨师，觉得这两颗星的丧失给他的打击很重。“我觉得有一点像是一位将军被撤消了官阶，”有一次他对一位朋友说，“这是不公道。”情形一天天地严重起来了。阿兰开始砰砰地关厨房门，有了自言自语的习惯。别的向导书对这家饭店还是备加赞扬（例如颇有影响力的《儒利亚向导》就说这一家的烹调之优美一如往昔），但是不能使这位厨师振作起来。终于，九月二十二日黎明之前，就在饭店楼上的住室里，阿兰举枪自射心窝而死。上星期消息传出，《米舍兰向导》未加评论，但是勒米惨痛地说：
“我的哥哥自杀，是因为米舍兰撤消了我们的两颗星。”
芸芸众生当中，有一个人自杀，好像没有什么了不起。何况，自杀的是一个法国人，并且是两年前的事情，自杀的人又不过是一位在饭店里掌勺的大司务？不，人命关天，蝼蚁尚且贪生，若没有真正过不去的事情，一个人何至于自寻短见？这一位厨师的死，还是值得我们想一想，谈一谈。
自杀不是一件好事，不宜鼓励赞扬；若说自杀是弱者的行为，我也不敢同意。那毅然决然的自戕行为，很需要一些常人所难有的勇气。齐克先生之所以有那样大的勇气，是因为他以为受了太大的委屈，生不如死。首先我们要了解，《米舍兰向导》是一份权威刊物，两颗星的撤消是否冤枉，我们没有尝过那鱼羹无法论断，但是这刊物平夙态度谨严是可以令人置信的。被这刊物一加品题，辄能身价百倍，反之，一加贬抑，便觉脸上无光。商人重利，是理所当然，两颗星的撤消可能影响营业，不过有时候一个人于利害之外还要顾到名誉，甚至于把名誉放在利害之上。
齐克的自杀便是重视名誉的结果。现代西方人，包括法国人在内，多少还继承了历史传留下来的“荣誉观念”，凡事一涉及荣誉便要拼命去争，无法争论便往往讲究自决，以为荣誉受损便无颜再留驻于天地之间。厨师的职业，也许有人以为不算怎么高尚，但是实在讲，职业无分高下，厨师为人解决吃的问题，烹饪为艺术为科学，他自然也应该有他的荣誉感。尤其是，任何人都应该有“敬业”的精神，力求上进，在自己岗位上把工作做好，不能受到赞扬便等于是受到耻辱。齐克先生肯自杀，比起世上“笑骂由人笑骂”的那种人，不知高出多少了。比起企图用不正当手段笼络评审人员的那种人，亦不知高出多少了。他没有抗议，他没有辩白，他用毁灭自己的方法偷洗他的耻辱，其人虽微，其事虽小，其性质却依稀近似“无面目见江东父老”那样的悲壮！
附带着谈谈烹饪的艺术。“庖丁解牛，进乎技矣”，烹饪而称之为艺术，当然不仅是指一般在案前操动刀俎或是在灶前掌勺的技巧而言。艺术家皆有个性，皆有其独到之处。鱼羹何处无之，若能赢得米舍兰的两颗星，事情就不简单，不是任何人按照其制法便可如法炮制的，必定在选材上有考究，刀法上有考究，然后火力的强弱，时间的久暂，佐料的配搭，咸淡的酌量，都能融会贯通，得心应手。一盆菜肴端上桌，看看，闻闻，尝尝，如果不同凡响，就不能不令人想到厨房里的那位庖丁。看一幅画，于欣赏其布局色彩线条之外，不能不意会到画家的胸襟境界。同样的，品尝一味烹调的杰作，也自会想到疱丁之匠心独运。我们中国的烹饪亦然。从前一个饭馆只有三两样拿手菜，确实做到无懈可击的地步，而且不虞人仿制，因为如果可以仿制得来，那就不成其为艺术。师傅可以把手艺传给徒弟，但是可传授的是知识，是技术，最高的一点奥妙要靠自己心领神会。一个师傅收不少徒弟，能得衣钵真传的难得一二。一个饭馆享誉一时的名菜，往往二三十年之后便成了广陵散，原因是光景未改人事已非。所以齐克先生令尊大人退休，由他继续经营饭店，可能规模犹在，可能鱼羹的制法未改，主厨一换，那一点点艺术手段的拂拭可能也有了走样的地方，庸俗的顾客尽管不能觉察，怎么逃得掉《米舍兰向导》的评审诸公的品味？这样一说，那两颗星的撤消也许是不冤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