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曰慎独则心安。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心既知有善知有恶,而不能实用其力,以为善去恶,则谓之自欺。方寸之自欺与否,盖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故《大学》之“诚意”章,两言慎独。果能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力去人欲,以存天理,则《大学》之所谓自慊,《中庸》之所谓戒慎恐惧,皆能切实行之。即曾子之所谓自反而缩,孟子之所谓仰不愧、俯不怍,所谓养心莫善于寡欲,皆不外乎是。故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断无行有不慊于心则馁之时。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二曰主敬则身强。敬之一字,孔门持以教人,春秋士大夫亦常言之,至程朱则千言万语不离此旨。内而专静纯一,外而整齐严肃,敬之工夫也;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敬之气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敬之效验也。程子谓上下一于恭敬,则天地自位,万物自育,气无不和,四灵毕至。聪明睿智,皆由此出。以此事天飨帝,盖谓敬则无美不备也。吾谓敬字切近之效,尤在能固人肌肤之会筋骸之束。庄敬日强,安肆日偷,皆自然之征应,虽有衰年病躯,一遇坛庙祭献之时,战阵危急之际,亦不觉神为之悚,气为之振,斯足知敬能使人身强矣。若人无众寡,事无大小,一一恭敬,不敢懈慢,则身体之强健,又何疑乎?
三曰求仁则人悦。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我与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爱物,是于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至于尊官厚禄,高居人上,则有拯民溺救民饥之责。读书学古,粗知大义,即有觉后知觉后觉之责。若但知自了,而不知教养庶汇,是于天之所以厚我者辜负甚大矣。
孔门教人,莫大于求仁,而其最切者,莫要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数语。立者自立不惧,如富人百物有余,不假外求;达者四达不悖,如贵人登高一呼,群山四应。人孰不欲己立己达,若能推以立人达人,则与物同春矣。后世论求仁者,莫精于张子之《西铭》。彼其视民胞物与,宏济群伦,皆事天者性分当然之事。必如此,乃可谓之人,不如此,则曰悖德,曰贼。诚如其说,则虽尽立天下之人,尽达天下之人,而曾无善劳之足言,人有不悦而归之者乎?
四曰习劳则神钦。凡人之情,莫不好逸而恶劳,无论贵贱智愚老少,皆贪于逸而惮于劳,古今之所同也。人一日所着之衣所进之食,与一日所行之事所用之力相称,则旁人韪之,鬼神许之,以为彼自食其力也。若农夫织妇终岁勤动,以成数石之粟数尺之布,而富贵之家终岁逸乐,不营一业,而食必珍羞,衣必锦绣,酣豢高眠,一呼百诺,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许也,其能久乎?
古之圣君贤相,若汤之昧旦丕显,文王日昃不遑,周公夜以继日坐以待旦,盖无时不以勤劳自励。《无逸》一篇,推之于勤则寿考,逸则夭亡,历历不爽。为一身计,则必操习技艺,磨炼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虑,而后可以增智慧而长才识。为天下计,则必己饥己溺,一夫不获,引为余辜。大禹之周乘四载,过门不入,墨子之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皆极俭以奉身,而极勤以救民。故荀子好称大禹、墨翟之行,以其勤劳也。
军兴以来,每见人有一材一技、能耐艰苦者,无不见用于人,见称于时。其绝无材技、不惯作劳者,皆唾弃于时,饥冻就毙。故勤则寿,逸则夭,勤则有材而见用,逸则无能而见弃,勤则博济斯民,而神祇钦仰,逸则无补于人,而神鬼不歆。是以君子欲为人神所凭依,莫大于习劳也。
余衰年多病,目疾日深,万难挽回,汝及诸侄辈身体强壮者少,古之君子修己治家,必能心安身强而后有振兴之象,必使人悦神钦而后有骈集之祥。今书此四条,老年用自儆惕,以补昔岁之愆;并令二子各自勖勉,每夜以此四条相课,每月终以此四条相稽,仍寄诸侄共守,以期有成焉。(同治十年金陵节署中日记)
评点:“慎独、主敬、求仁、习劳”四课
这封信所说的四门日课,最早见于曾氏同治九年九月二十二日记。其时曾氏已奉调两江,天津教案的处理也告一段落,第二天一早即由儿子纪泽陪同进京陛见,然后再南下金陵。这天晚上,他在天津寓所写下一段日记:“是日细思古人功夫,其效之尤著者约有四端:曰慎独则心泰,曰主敬则身强,曰求仁则人悦,曰思诚则神钦。慎独者,遏欲不忽隐微,循理不问须臾,内省不疚,故心泰。主敬者,外而整齐严肃,内而专静纯一,斋庄不懈,故身强。求仁者,体则存心养性,用则民胞物与,大公无我,故人悦。思诚者,心则忠贞不贰,言则笃实不欺,至诚相感,故神钦。四者之功夫果至,则四者之效验自臻。余老矣,亦尚思少致吾功,以求万一之效耳。”
与上段日记相比,有三个字不同。一是第一条的慎独则心泰,将“泰”易为“安”。虽换字,意思是一样的。二是第四条思诚则神钦,“思诚”易为“习劳”。这两字改得更好。此外,则是通过诠释文字而将内涵大为丰富拓展。
“慎独”一词见于《大学》:“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又见于《中庸》:“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独也。”
慎独,即谨慎独处:一个人在独处时,也能做到严格要求自己,不妄取不苟为。在儒家学说中,慎独,乃是修身的最高境界。宋明理学家最重视的也就是人在独处时的态度。曾氏道光年间在京师拜倭仁、唐鉴为师研习理学,其中最主要的一项内容也即为此。我们看到他那时的日记中,常常充满了对自己的指责,甚至辱骂,而其“错”往往是独处时的思想失落。试看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十日的一则日记:“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至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
梦中的事,天地间惟有他一人知道,即便对于这种状况下所流露的一丝贪欲,他也要写在日记上,对自己痛自刻责,“慎独”到了何等自觉的地步!令人不由得想起“文革”期间当局所提倡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
前附的《君子慎独论》,就写在这个时期。文章开篇便说:“尝谓独也者,君子与小人共焉者也。小人以其为独而生一念之妄,积妄生肆,而欺人之事成。君子懔其为独而生一念之诚,积诚为慎,而自慊之功密。”他在分析君子与小人在独处时对“善”与“不善”的不同想法之后,概括道:“独知之地,慎之又慎。此圣经之要领,而后贤所切究者也。”一个人独处尚且能为善去恶,其心中自然无一内愧之事,什么时候都能坦然面对世界。
人们都知道,养生首在养心,最大的快乐在于心情的愉悦。慎独则是最好的养心,将可使人得到最大的快乐。
曾氏的第二条“主敬则身强”,实际上讲的是一个人的精神状态的重要性。我们在自己的周围常常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的典型:一种人自强自信自立,对待工作对待生活庄敬严肃。这种人必定事业有成,生活充实。一种人做什么事都提不起精神,一副委靡不振的模样,事业上既无追求,生活上又毫无节制。这种人固然做不出成绩来,即便是身体也不会好。曾氏希望儿子以主敬来达到身强的目的,也就是说希望儿子做精神状态好的人。
曾氏的第三条,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对人要有爱心。你关爱别人(欲立立人,欲达达人),别人也就欢迎你。儒家对这种关系,有一个说法叫做“民胞物与”。关于“民胞物与”,笔者在前面的评点中已说过。曾氏认为张载此说是对“仁”的最精当的阐述。
曾氏的第四条是说人应当用自己的劳作来换取生存和社会地位。圣君贤相,以自己的智慧给天下百姓带来福祉;升斗小民,则凭一己之才技为家庭谋食。无论智慧也好,才技也好,皆来自于勤劳艰苦,困知勉行。人付出的劳作与所得之酬赏若相一致,则不会招来忌妒怨恨;反之则难以长久。
曾氏说:“若农夫织妇终岁勤动,以成数石之粟数尺之布,而富贵之家终岁逸乐,不营一业,而食必珍羞,衣必锦绣,酣豢高眠,一呼百诺,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许也,其能久乎?”
一百三十余年前,一个侯爵大学士,一个手握重权高高在上的总督,能够清醒地看到当时社会上所存在的这种最不平等的现象,能够对农夫织妇这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们予以同情,对于不事生产却坐享奢豪的富贵之家能有如此谴责,这是多么的不容易!这固然与曾氏出身农家、亲历艰苦有关,但更主要的出于他建筑在学养和阅历上的智慧。作为一个对家族具有深厚责任心的家长,他对于子孙的长远关怀,更多的是形而上的智慧的传授,而不是形而下的财富的遗留。曾氏此刻已是百病缠身,自知不久于人世,他将多年的人生思考凝聚为慎独、主敬、求仁、习劳八个字,作为最后的家训传给二子,希望他们牢记于心,传之于后,长保曾氏家族的兴旺不衰。其用心真是良苦深远之极。
关于曾氏的死,其小女曾纪芬在《自述》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是年(笔者注:同治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文正公会客,偶患脚筋上缩,移时而复。入内室时,语仲姊曰:‘吾适以为大限将至,不自意又能复常也。’至二十六日出门拜客,忽欲语而不能,似将动风抽掣者,稍服药旋即愈矣。众以请假暂休为劝。公曰:‘请假后宁尚有销假时耶?’又询欧阳太夫人以竹亭公逝时病状。盖竹亭公亦以二月初四日逝世也。语竟,公曰:‘吾他日当俄然而逝,不至如此也。’至二月初四日,饭后在内室小坐。余姊妹剖橙以进,公少尝之,旋至署西花园中散步。花园甚大,而满园已走遍,尚欲登楼,以工程未毕而止。散步久之,忽足屡前蹴。惠敏在旁请曰:‘纳履未安耶?’公曰:‘吾觉足麻也。’惠敏亟与从行之戈什哈扶掖,渐不能行,即已抽搐,因呼椅至,掖坐椅中,舁以入花厅,家人环集,不复能语,端坐三刻遂薨。二姊于病亟时祷天割臂,亦无救矣。时二月初四日戌时也。”
从症状来看,曾氏当死于中风,正月份的脚抽筋、失语等为其先兆。奇怪的是,他与乃父死于同月同日,只是晚了十五年。曾氏归葬于湖南善化,墓址在今日湖南望城县坪塘镇。墓穴为曾国荃选定。两年后欧阳夫人去世,享年五十九岁,与丈夫合墓。长沙市政府已将曾氏夫妇墓辟为旅游景点。
古人云,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纵观古往今来,家族鼎盛的局面能传到五代以下的确是微乎其微,但曾氏家族则至少在五代之内代有英才,是海内极为少见的长盛之家。下面,笔者对这五代略作一点介绍: 第一代:曾氏兄弟。 第二代:曾纪泽,著名外交家,在收复伊犁地区的中俄谈判中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尊严。这是近代中国惟一一次获胜的外事活动。曾纪鸿,数学家,撰有《对数详解》《圆周率考真图解》等书。
第三代:曾氏长孙曾广钧,翰林,著名诗人,有《环天室诗集》行世。曾氏三孙曾广铨,外交家,三十三岁时即任出使韩国大臣。
第四代:曾氏曾孙女曾宝荪。民国五年获伦敦大学理科学士学位,为中国第一位在西方获得学位的女子。她是一位基督徒,终身未嫁,一生献与教育事业,创办长沙艺芳女子学校,并任过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湖南省立第二中学校长,第二届、第三届太平洋国际讨论会中国代表,湖南省临时参议会参议员,国民政府参议会参议员。
曾氏曾孙曾约农,英国伦敦大学博士。他亦是基督徒,终身未娶,与堂姐宝荪一起终生致力于教育事业,曾任湖南克强学院院长、台湾东海大学校长等职。
曾国潢曾孙女曾昭燏,英国伦敦大学硕士,德国柏林大学研究员,曾任南京博物院院长等职。她是一位著名的考古学家,亦终身未嫁。
曾国潢曾孙曾昭抡,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著名化学家,曾任过高教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即院士)。其夫人俞大姻的母亲曾广珊乃曾氏的孙女,他们的婚姻属姑表开亲。俞大姻为英国牛津大学文科学士,做过南京中央大学教授。
第五代:曾宪植。宪植为曾国荃的玄孙女。她是一位女革命家,曾参加过北伐战争、广州起义,一九三七年与叶剑英结婚。先后任过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党组副书记、副主席等职。
曾厚熙,亦为曾国荃的玄孙。早年毕业于华中大学,后长期定居香港,曾任过华南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是誉满海外的画家,曾被联合国聘为文教委员。
难道曾氏家族中真有一种基因密码可以一代代传下去吗?难道上天刻意要在每代曾氏子孙中安置几个人才吗?显然都不是。曾氏家族之所以人才辈出,是因为有一种世代相传的浓郁的文化氛围的熏陶;而这种文化氛围的形成,则得力于后世子孙遵奉曾氏的家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