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我朴素的回忆录
人总是生活在过程之中。就像一幅习作阶段的画，被太浓或太淡的油彩、被过于生硬或过于脆弱的笔触所反复涂抹。这么一天蓦然回首，我发现它一切都恰到好处，甚至当时最懊恼的败笔，对于其形成都是必要的。于是我不那么太爱感叹了。
在这个夏天，每天我走出单位的玻璃大门，取出自行车回家去，一个意义不是那么确定的家。然而我爱它，在我这一年孤独而不安慰的外地生活中，它提供了暂时遮风避雨的处所。当然，这里所说的风雨，主要是任何敏感者都摆脱不了的内心冲突。我现在借住在一个朋友家，上下班骑车需要」个小时。从三里河到农展馆，我天天都横穿北京，这不能说不是一种幸福。
在农展馆南里号有一幢中国文联大楼。在那里面有我的一张办公桌。我说这些没有炫耀的意思，那太俗气了，但如果一个人苦苦追求后终于在自己梦想中挣得一席之地，那份欣慰、那份自豪是应该得到谅解的。
许多人听说我是自行求职来到这里的，第二句话就问：“你是不是托了什么关系？”我轻轻地摇了摇头，同时看见那么一个风尘仆仆的小伙子，在一年以前，在北京的大街小巷疲惫而富于梦想地行走着。他的神情令我感动，以至到了想在心里为他流点泪的程度。
工作着是美丽的，更何况是一份渴慕巳久而又来之不易的工作。
年月，我还是武汉大学四年级学生，却不得不提前，半年考虑分配问题了。我爱搞创作，现在要走向社会了，我当然知道扎根什么地点、什么单位对我所具备的意义。
历代的文人可能都有“进京”这一观念，或是赴考，或是入朝。北京是中国的文化中心，京城的大门永远具备着诱惑力。我也摆脱不孓骨子里的传统因素。
寒假，我坐上开往北京的火车。下了火车，拿起交通图，头就开始发晕了：那么多熟悉或不熟悉的地名，那么多公共汽车抑或地铁的线路，密密麻麻。北京太大了，许多初来乍到的外地人都这么说。
在此之前我从来没到过北京，没和任何北京人有过皎密切的联系，唯一的就是几年前在《诗刊》发过稿件，这家刊物是各地诗人心目中的北京。责任编辑的名字我还记得，但那些名字能成为我找工作的筹码么？
如果以后我能成为诗人，会永远记得年轻时是如何投奔《诗刊》的，它是我的麦加。虎坊路甲号，许多写诗的人都记得这个地名。我放轻脚步走进那排灰色的六层楼了，恍若梦境，我正在接近缪斯在中国安设的祭坛。传达室的老头打断了我的诗化联想，他说《诗刊》已经搬走了，并且把新址告诉我。
我按图索骥地又转了几趟车，终于找到了农展馆南里号的文联大楼。冬天苍白的阳光照得十六层的新楼亮闪闪的，在我眼中是那么高不可攀。《诗刊》在五楼，我拿着责任编辑几年前的阅稿信找到了他。直到今天，在上下班时遇见他(：我现在的单位和《诗刊》在同一幢楼里，我仍想告诉他：我很感激当时他还记得我的名字，真的，很感激！
这位《诗刊》编辑宽厚地接待了我，为我给他的报社朋友写了一封信。
这家报社座落在一幢破落的小楼里，我按照信找到了那个小头头，得到的是他一句“搞创作的人是不会安心于本职工作的”，和一脸冷漠。当时，我真想痛骂他一句，但又有什么甩呢？我克制了。
还有别的路可走。我拿着南京一位文学老师写的推荐信，按响了出版界的元老李先生的门铃。一位穿着黑坎肩的老人打开门，邀我到客厅里坐下。几分钟之后，他从厨房里给我端来一杯热咖啡，催我喝几口再说，温暖的水气蒸得我眼睛有卓潮湿。
李先生打开台灯，戴上老花镜，很认真地翻阅着我的资料。“你在写作方面挺有才能，确实应该到北京来。”我刚要叙说困难，他微笑了一下：“不用说了，我都知道，但我很喜欢想干点事业的年轻人。”他立即为我给几个出版社的同志写了信。我怀揣着这些温暖的信，万分感激地告别了李先生。
剩下的几天里我东南西北地跑。通过各种线索，找了十几家单位，大到中央部门，小到只有十几个人的皮包出版社，只要有一线希望就去问一问。我清晰地记得每一次问路、进门登记、交谈情况以及兴奋或者失望地出门时的情景。怎么说呢，北京的许多胡同都留下过我的足迹。有时一天跑四、五个地方，转十几趟车，碰了数不清的冷脸，也因之而结识了一些师长和朋友。更使我高兴的是，有三家单位留下了我的材料，让我回去听消息……坐在返回的火车上，我趴在茶几上香甜地睡了一天，觉得这一星期里过分的劳累统统是必要的。
我曾经和琼讲述这一星期的经历，那是在她们学校朝阳的山坡上，阳光暖暖地映照着我们。琼是我挺要好的女友，我们的关系是一首朦脒诗，我想可能因为她对我的感情，尚未达到愿意完全接受的程度。也有分配的原因，我们都是毕业生，以后很难联缀到一起，于是只能像好朋友一样相处。
当我讲到在北京一次次碰壁、又一次次执拗地敲门的时候，琼显出很感动的样子，以那么一种目光看着我：“我终于发现，你有比一般人弾的一面。”我付之一笑：“是吗？”其实我也挺欣赏自己，知道自己想干点事情，并且懂得如何去实现它。我是为了自己好，希望自己富于幻想，而又永远不失望。
也许我把许多事想得太简单了。一月过去，已经有两家单位给我回了信，表示爱莫能助。
很烦恼的时候，我又去找琼了。琼知道后安慰我：“你不要太失望，因为你现在还做得不够，否则许多事情我相信你都会做成的。”我凝视着她时常浮现在我梦中的美丽面庞：“我准备再去北京试一次，你愿意陪我去吗？”这句话在当时，已类似于爱情的表白了。
仅仅是两天之后，我们就并肩坐在开往北京的次特快上，像两个逃学的孩子一样快活。也许多年以后，我们会回忆起这么一个晚上，并且深深地感叹：“我们曾经多么年轻、浪漫、执著过啊！”
在北京师大，有一群写诗的哥们，我一月份进京时与他们相识，虽然只聊过两个小时，但友情常常就是在仓促间韦固地结下的。我带着琼去找他们，他们立即就从食堂里打来了饭菜，伊沙的女朋友对琼说：“你真了不起，能够陪着他来打天下，没有比这更使一个诗人幸福的了。”
这也是我和琼交往过程中最美丽的时光，只是过于短暂罢了。
爱情在被触动时迸发的火星是微弱且易于熄灭的。还是在上个月的晚上共同坐过的两张湖畔石凳上，琼注视着我的眼睛说：“长痛不知短痛，我们不要多见面了。”我无力地试图挽留某种东西：“也许我们还是应该努力分到一起？”琼平静地笑了一下：“你跑了几趟北京都没找到单位，更别说我了。不要把社会看得太简单了。”在琼抉择的时刻，我看出她变得成熟了。对于我来说这是多么残酷的成熟啊。
琼果然很顺利地在武汉找到了好单位，还约了几个朋友庆祝。酒会上她容光焕发，几乎没有什么情绪能干扰她春风得意的神情。我坐在角落，内心一片荒芜，这时才发现自己什么都没有，除了一颗被自己的幻想所捉弄的心。
仅仅是第二天，我又买了去北京的火车票，没要任何人送就启程了。
四月份进京是我最为辛劳的一次。我仍住在师大那帮诗友处，早出晚归，他们说我上床一分钟后，再喊我就不见答应了。我白天跑单位，选择最适宜的方式与之交谈，头脑中深藏一个算盘，许多场合处理得很机智。在路上顿时松懈下来，体会到来自骨子里的一种累，感觉视线时常乱飘，迟純而缺乏目的。我的眼中只有一个个单位所在的地点、以及抵达和返回的路线，其它的一切都与我毫无瓜葛。我被机械的思维控制着，偶尔找一家街头餐馆吃东西，仅仅是为了把奔波时耗费的精力补偿或延续下去。晚饭时我可以喝点儿啤酒，使眼前的景物恍惚一些，无端地对自身滋长了几分怜爱。我要好好地跟自己相处，以同克脤外界的压力。
我当然知道：此时在全国各地，为职业而奔波的大学生岂止我一个？从彼此相似的神态里，可以感受到某种积极向上的力量。是的，他们仍会做梦，却已懂得把梦想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使自身与社会之间获得桥梁。他们为之所付出的一切，都将被证明是有价值的，无论最终实现与否。
哪一本书里说过：抛一百颗种籽到空中，至少有一颗会落地开花的。五月中旬，我，收到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的一封信，说他们很慎重地开会讨论过，考虑到我家不在北京，而该单位暂时没有集体宿舍，如果我有什么亲戚可以提供住房担保+这事才存留着一线希望。我不由得想到了在北京求职时认识的朋友小栗。初次进京时还是冬天，甫京一位好友给了我小栗的地址，间接地介绍我们认识。我找到了三里河一带，敲响了一扇很普通的门，这一动作后来大大地帮助了我。我和小栗一见如故，都是有点艺术家气质的小伙芋，谈得来什么都好说了，他摆酒相招，一问我俩的生日居然是同月同日，趁热打铁就结拜为兄弟。他很希望我能来成北京，他说现在想干点事情的朋友是越来越少了，真希望搞艺术能搭个伴儿。最后他说：“如果来北京没地方住，你就在我这里搭张床儿。大话我不敢说，至少一、两年内没问题。”他话说得很实在，反而比有些把胸脯拍得嘭嘭响的人更使我觉得可靠。以后几次进京，我都要到他那儿玩玩，还回请过他一顿酒。酒确实是男人们交往的最佳道具，能鼓舞起血液里的某种义气，和小栗对酌常使我想起梁山泊好汉相会的场面。或许男人的友谊也需要借助于缘份。
我想小栗会帮助我的。于是毫不犹豫地买了去北京的火车。
坐了一天一夜的硬座，我于凌晨四点钟到达北京。我几乎是在正常上班的时间来到这里，好在人事干部巳在了。我拿出那封信，很诚恳地述说了一下匆匆前来的目的和心情，并说信中提及的那个障碍我可以克服。“我在北京有一家亲戚，他们住房比较宽敞，并且说好如果接收单位没宿舍，可以到他们那儿住。”我尽可能使语气平衡而肯定。
“你能不能让亲戚就此给我们写个协议书，以便我们向上级部门申报时有所依据。文化单位普遍住房紧张，我们也是没有办法才这样做。”
我答应第二天把亲戚的信送来。事情并不是很乐观的，我的心情没有办法不沉重。我在想如何在今天晚上之前找到小栗，以及怎样求助于他。除非无路贫走，我是不大愿意求人的。现在只有小栗能帮我了。
从农展馆到三里河，几，要横穿北京，天突然下起大雨，我没有雨具，只好等，等待中我得直打颤，头脑一片空白。还好老天有眼，雨说停就停，我趟着人行道上一洼洼积水，走到小栗家门前，小栗还没下班回来。此刻我已心力交瘁，腿已抬不起来，突然想到前面有家电影院，我灵机一动，不问什么片子就买了一张票。在电影院里美美地睡了一觉。流浪汉也有如此聪明的方法。真好。
我再次敲响小栗家门时，心情晴朗了许多，正如此刻的天气。
小栗是默默地听完我的境况的。等到我们起身结帐时，他一声不响地摸出一套钥匙放在桌上：“拿着，你就在我这儿住吧。”虽然朋友之间无需过分感激，我还是无言地碰碰他的臂膀。他明白我的意思。
第二天我拿着小栗签名的一封信交给了单位，上面写着我几年之内可以住在他处，请单位不用为我的住房问题操心。单位也很诚恳地告诉我，只要我能做好克服几年困难的准备，如果有条件他们也会尽力为我着想的。其实我对这一切都能理解，我来北京是为了创业，根本没有资格苛求于生活。正因为有这种想法，我相信自己是不至于白来的。我目前缺乏的仅仅是一个可供驻扎下来、逐步发展自己的位置。
在生活如意的时候，我常想起那半年五味俱全的日子，那虽然涉世未深、却苦苦追求的心，并且深深地为之骄傲。那青春的每一下心跳我都记得，它是多么真实而值得怀念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