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帝国居摄二年(公元7年),王莽在摄政的时候就推出了第一次货币改革:在五铢钱之外,增发“大泉”和“错刀”两种货币。每枚大泉重十二铢,可兑换五十枚五铢钱;两枚错刀可以兑换一斤黄金,为期一年,过期不候,所有黄金届时不再流通,一律没收。
王莽的算盘打得很精明,百姓手里只有五铢钱,官家豪强手里才有黄金。新的货币制度,既保证了普通百姓不至于受盘剥,又能掠夺豪强。名义上,还以错刀的形式保留了豪强手中的财富,反抗不会过于强烈。
一年后,王莽弄到了七十万斤黄金,官家豪强手中的财富变成一堆无用的刀币。
而且,王莽还有后招。
从武帝元狩五年到汉平帝即位(公元前118~公元1年),约一百二十年间官府累计共铸造了二百八十亿枚五铢钱。如果按照大司马董贤的搂钱速度计算,绝大部分五铢钱应该也留在了豪强手中。百姓都成为奴婢、流民了,手里又怎么可能有余财?
王莽接着推出了第二次货币改革,新朝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王莽再次下令更改帝国币制。
在诏书中,王莽坦言当时的社会状况:
天地之性以人为贵,现在,豪强有千万顷良田,百姓无立锥之地,贫者父子终年劳作却不足以保住头颅,生活在牛马栏中的百姓经常卖妻卖子,这种“悖人伦、逆天心”的情况已经让人忍无可忍!
所以,王莽也毫不隐瞒自己的意图:“刘”字的繁体(刘)拆开看就是“金、卯、刀”三个字,刘姓王朝代表着贪婪;现在,汉朝已亡,新朝已立,货币改革就是为了剥夺刘氏皇族的财富。
王莽下令,废黜所有流通中的错刀和五铢钱,改为发行“大泉”、“小泉”作为货币,一枚五铢钱可以兑换一枚小泉。同时,王莽宣布,天下缴纳赋税都要以小泉计算。
我是天下最有钱的人,我就可以指点江山!
有了钱,王莽有了充足的信心,第二次币改当年,王莽在中国封建社会第一次推出土地公有制:废黜土地私有制,所有土地全部属于国家,一律更名为“王田”;因此,任何人不得买卖“王田”;不满八口的家庭占田不得超过百亩,其余田地要分配给邻里乡亲;至于无田无地的流民,朝廷将按汉初吕雉时代的制度每家授田百亩。
这就是王莽新朝最着名的“王田制”。
—往好处说,“王田制”是为了遏制土地兼并。确如王莽所见,贱买、强买是官家豪强兼并土地最常见的方式,根治土地兼并,不仅要弄走官家豪强手中所有的钱,还要从根本上彻底废除土地私有制。
—往坏处说,“王田制”和汉武帝刘彻的“算缗令”一样,是赤裸裸的抢劫。“算缗令”只是剥夺百姓,“王田制”却是抢劫官家豪强;“算缗令”只是要求天下百姓捐出财富的一部分,“王田制”却是在抢钱之后又抢土地,要钱又要命。
王莽确实已经削弱了官家豪强的经济实力,也建立了自己的货币储备,胜利似乎唾手可得。但是,王莽没有看清楚谁是自己的敌人,更没有找到自己的朋友。
王莽要推行他的改革政策,不可能依靠农人对土地的渴望,他甚至不太可能依靠这些人。最重要的是,他需要有忠于自己的干部队伍。王莽的“粉丝”可以是黎民,干部队伍却绝不能是这些人,黎民要是有能力抗衡官家豪强,也不至于混成流民。王莽的干部队伍,必须同样是一批有治世之才的封建官僚,只有他们才有实力对抗同样有能力的官家豪强。
然而,王莽抓干部建设的能力让人实在难以恭维。
这位儒生皇帝把大多数官吏的名称换了一下,绝大多数官僚只是“新瓶装旧酒”。
最离谱的是,王莽正式授予郡级最高行政长官(牧)军事指挥权,等于承认了官家豪强可以拥有军队。王莽确实也亲自提拔了一批人,比如孔光、刘歆、哀章。这批人原本都是提笔写字的儒生,毫无从政经验,秉政十多年最大的成绩就是编纂了诸多儒家典籍。焚书坑儒后多数儒家经典都是在王莽时代恢复的。
或许是王莽改革之心过切,或许是王莽太迷恋儒家学说,或许是王莽开始迷信皇权的威力,以为自己无所不能……
最终,王莽未能培养出足以抗衡官家豪强的力量,抢劫政策的推行者仍旧是官家豪强。土地仍在官家豪强手中,封建官僚是地方豪强,地方豪强就是封建官僚,跟迁徙豪强一样,怎么可能依靠他们剥夺自己的土地?
在官家豪强眼中,王莽根本不是帝国体制的支撑者,当官只是借助帝国权力掠夺财富罢了。现在,王莽的朝廷诏令却是剥夺他们自己的财富,这样的命令当然要互相推诿,新朝行政立刻陷入瘫痪。
按汉朝典制,每逢新皇登基、改年号这样的大事,都要释放犯人,新莽朝的官吏却根本不告诉囚犯大赦消息,无罪之人也经常在监狱里一关就是几年。因为人命关天,这些权力都可以替代货币向黎民百姓讹诈土地……
看到改革政策难以实行,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王莽推出了第三次货币改革—“宝货制”,试图彻底摧毁官家豪强的经济基础。
“宝货制”是世界货币史上绝无仅有的货币制度,包含一种金币、两种银币、四种龟壳、五种贝壳、六种铜钱、十种布币,总计二十八种货币。在兑换比例上,一枚龟壳最高可以兑换两千一百六十枚铜钱、一枚贝壳最多可以兑换两百一十六枚铜钱。
王莽的本意,可能是托古代西周货币制度,以龟壳、贝壳这些不值钱的东西再次打击官家豪强。
货币的职能是价值尺度、财富贮藏和支付手段等。不用说二十八种货币同时流通,单百姓手中日常使用的布币就有十种之多,其中,幺布和小布重量比例实际为16∶15,名义价值却是2∶1。
这样的货币制度,不用说抢夺别人的财富,在实际中根本就不可能得到执行。
所有人都想赚钱,而以龟壳、贝壳换钱实在是一本万利的生意,严峻的刑罚也没有挡住人们对财富的追求,新莽朝出现了严重的“伪造货币”问题—如果龟壳、贝壳能称为货币的话。
更糟糕的是,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也就是王莽第三次币改的第三年,汹涌的黄河在魏郡溃决,泛滥清河郡以东数郡;同年,黄河沿岸各郡发生了严重的蝗灾。
在物资本就极度匮乏的新朝,再次爆发了极其严重的通货膨胀,以黑市五铢钱计算,关中平原的谷物价格已经上涨到万钱一石,是汉宣帝年间的一百倍。
《汉书》这样描述当时的年景:富贵之家还可以坐卖田宅应对灾荒,黎民只能坐在街道上哭泣,被饥饿和贫穷折磨,饿死者十之八九,再次出现了“人相食”的惨剧……
任何时代,货币制度都是统治者权威的象征,币值稳定则统治稳定,反之则社会动荡不安。“宝货制”巨大的缺陷给天下黎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王田制”又不能让百姓真正得到土地,人们在一点一滴中渐渐丧失了对新朝的信心,没有人知道,这位儒生皇帝要把帝国带向何方。
抢占官家豪强的财富,王莽彻底得罪了官僚;“王田制”未能让天下苍生真正得到土地,王莽更是得罪了天下黎民。从此,改革再无朋友,只剩下敌人,民间开始流传“黄牛白腹,五铢当复”的民谣……
“宝货制”实行一年后,王莽终于承认了自己的失败,宣布允许买卖“王田”,再次承认了土地私有;
天凤元年(公元14年),废除“宝货制”,罢金、银、龟、贝四种货币,朝廷只发行货布和货泉,货布重二十五铢,货泉重五铢,等于恢复了原来的汉朝五铢钱。
如果到此为止,新朝或许还能像后来的东汉一样苟延残喘。可是,王莽真的是很不幸…
从始建国三年黄河闹水灾开始,一直到王莽灭亡,黄河就再也没有消停,有文字记载的大水灾就有十三次之多。最后,黄河改变了河道,入海口由天津改为山东半岛。
于是,我们才看到了今天的黄河。
这是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最凶猛的水灾,大家可以想象,黄河平地搬家是一种什么样的灾难。洪水遍及今天河南、山西、山东、河北、天津等省份,其中,山东夹在新旧两条河道中间,受灾最为严重。在水利工程匮乏、道路并不畅通的古代,无论官家豪强还是平民百姓,基本都断绝了生路。
一次偶然事件点燃了仇恨之火。
王莽废除“宝货制”当年,琅琊海曲(今山东日照)县令诛杀了一个因小罪获刑的吕氏豪强。此后,吕氏家族纠集几千人杀掉了县令,又集合源源不断的流民,农民起义爆发了。后来,这些流民在自己前额抹上红色,以区别同样穿着破烂的官军,他们就是“赤眉军”。
疲敝的新莽帝国已根本无力应对如此大规模的战争,何况赤眉军与王莽军在昆阳决战的时候,王莽的精锐部队正在北部与南匈奴苦战……
与大家想的不一样,最后攻破未央宫的并不是赤眉军,而是长安城内的一批地痞流氓。“城中少年”(《汉书》给无业游民的雅称)朱弟、张鱼等人在狂欢式的抢劫中引发了长安城骚乱,人群冲向了未央宫。
最后的时刻,王莽身着朝服在未央宫中平静地等待死亡,他的身边还有同样盛装的一千多名公卿大臣。请注意,陪王莽一起等死的不是普通士兵,而是朝臣。如此多的朝臣心甘情愿为一位末代王朝的皇帝殉葬,过去从来没有,之后也再未发生。
最后,骚乱者以斧头劈开了未央宫宫门,王莽被愤怒的人群乱刃分尸。王莽死后,这片土地陷入史无前例的混战之中……
东汉年间,在班固所着的《汉书·王莽传》中,王莽被贬成一个篡位者、野心家、暴君。然而,英国《剑桥中国通史》却给王莽以最高荣誉,认为他是中国古代最杰出的帝王;民国时期,胡适更是将王莽评价为“中国古代空想社会主义者”。我们不想在这里争论王莽身后的是是非非,只是以马克思的话为王莽作出结论:“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
小结:财富的循环
皇权只有借助封建官僚才能统治整个帝国,但是封建官僚自身就是一个强势分利集团,他们会借助手中的权力疯狂掠夺帝国财富。皇权根本就无法彻底遏制这种掠夺,毕竟联系皇权和封建官僚的纽带恰恰就是掠夺财富的权力。
现在,让我们来回顾西汉帝国由弱变强,再由盛转衰的循环,一条清晰的财富生产、转移轨迹呈现在我们面前。
刘邦消灭了强势的异姓王,同时分封了弱势的同姓王,实现了帝国管理制度创新。在吕雉和同姓王的竞争中,双方都信奉清静无为的黄老之术,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农耕经济创造了巨大的财富;放开经济管制,一批冶炼、商业、运输、畜牧、渔业等新兴行业崛起,帝国经济前景充满活力。
此时的汉帝国既有产业创新,又有制度创新,无论国家还是普通民众,焉能不富?
“文景之治”时期,汉帝国的工商业迅速发展。正是凭借从商税中获得的实力,汉景帝攫夺了同姓王的权力,彻底消灭了其对皇权的威胁。
汉武大帝迅速花光了四代君王的积蓄,便想通过铸币聚敛天下财富,超级通胀使得敛财手段失效,于是把手直接伸向了所有产业。管理天下产业需要一批人,一旦官商成为一种势力,帝国政府就会凭借几何级数式扩张的实力不断蚕食社会财富、挤压小农的生存空间。
然后,失去了正常发财手段的帝国精英成为豪强,也挤压掉了小农身上残存的最后一口气息。
无论汉武大帝多么贪心,也无论他多么有权势,在某一个时点上社会财富的总量必然是有限的,必须留出让全社会人继续生存的财富,也就是马克思所谓的“必要劳动时间”社会最底层必须能维持自身和家庭的生存。
然而,参与掠夺的绝非汉武大帝一个人,封建官商不但不靠生产就能获得财富,而且还占有了帝国绝大部分财富,此后所有赚钱的途径都必须依附于这个强势集团。
强势分利集团完全不遵守财富规则,最终,掠夺超出了帝国居民承受的极限,人们失去了土地、失去了工作、没有能力组建家庭,最终成为流民。
整个循环的逻辑是:帝国抢占富人产业→富人把小农从土地上挤走→封建官商又从土地上挤出了富人→富人中的强者成为黑势力→小农成为流民……
最终结果:国弱、民贫,唯独官富。
皇权一旦使所有社会资源都匍匐在自己脚下,封建官僚就会在瞬间吸干帝国的经济血液,无论皇帝、黑势力还是黎民百姓,都没有力量遏制这头怪兽。武、昭、宣三朝,皇权同样以各种残酷的手段镇压官僚集团,但是,皇权始终只能依靠一批官僚去镇压另一批官僚。汉宣帝错误地执行了通货紧缩政策,为官家豪强兼并土地提供了一把货币铸造的利刃。最终,皇权丧失了与官家豪强博弈的能力,元、成、哀、平四朝,封建官僚像病毒一样吞噬了帝国整个机体。
正是看到问题的症结所在,王莽才终其一生锐意改革,晚年更是“常御灯火至明”。
他试图以货币改革掠夺豪强财富,以皇权作为强大的后盾再次将帝国扳回“耕者有其田”的轨道。只是,王莽不能也不可能化解官僚利益与“天下大同”理想之间的矛盾,他所有的努力都无法挽狂澜之既倒、扶大厦于将倾。
西汉帝国缔造了一个“皇权—封建官僚—小农”的社会体系,这个社会体系成功地取代了西周以来的“封君—封臣”体系。与“封君—封臣”体系一样,这个统治框架也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皇权只有借助封建官僚才能统治整个帝国,但是封建官僚自身就是一个强势分利集团,他们会借助手中的权力疯狂掠夺帝国财富。皇权根本就无法彻底遏制这种掠夺,毕竟联系皇权和封建官僚的纽带恰恰就是掠夺财富的权力。最终,封建官僚对财富的掠夺将成为帝国难以治愈的沉疴。
西汉帝国完整演绎了上述流程,流程的开始是“均田制”,流程的结束是普通人变成流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西汉历代帝王甚至使用了迁徙、杀戮等极端的方式打击封建官僚,然而,所有的措施最终又都为封建官僚所利用,成为他们抢劫财富的利器。这是一个加诸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封印,无论多么伟大的王朝都在这个封印之下灰飞烟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