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汉帝国来说，战争的代价也是极其惨重的。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卫青收复朔方，费金数千万，山东男丁悉被征发。
元朔四年（公元前125年），卫青连年征战，仅给将士的赏金就超过了二十万金，要知道当年汉文帝花一百金修个露台都没舍得。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匈奴浑邪王率四万人归降，刘彻想派三万辆车马去迎接。但此时，堂堂汉帝国已经连三万车马（民用）都凑不出来了。长安令向刘彻求情，希望能为长安郡留下马种，刘彻却觉得长安令让他丢了面子，一怒之下斩杀长安令，顺带杀了长安市集上五百多个不肯掏钱买马捐赠朝廷的商人。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匈决战。是年，汉帝国共出动十万骑兵，配合作战的步兵、辎重兵有几十万人，此外，还有边境协同出战的十万边民。霍去病、卫青从两个方向出击匈奴，共斩杀匈奴兵九万人。
在经历了长达十一年的战争后，汉帝国终于迫使匈奴流窜到西欧去欺负罗马帝国了。不过，仅此一战，汉帝国也损失了四万多名战士、十一万匹战马。尽管霍去病、卫青是获得了五十万金的赏金，但是，出征的士兵没有领到薪水，原来国库里粮食和铜钱堆积如山，现在早就变得空荡荡……
货币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废除了原来民间流通的四铢钱，推出三种新的货币—皮币、白金币和三铢钱。所谓皮币，就是弄了块鹿皮，告诉全国人民，这块皮值四十万钱；白金币则分为龙币、马币和龟币，分别可以兑换三千钱、五百钱和三百钱。至于三铢钱，望文生义，就是重为三铢的钱。
皮币、白金币都是虚值货币，根本就不值钱。白金币是银、锡合金，算是一种金属货币，但也不会达到三千钱、五百钱或三百钱；至于皮币，说好听点是白鹿皮，说听点就是一块擦桌布，这样的东西居然值四十万钱。
为保证三种货币能够流通，刘彻规定凡朝廷的供奉、租税都必须以皮币、白金币缴纳，他不收零钱（三铢钱）。
皮币面额实在是太高，普通人根本用不起，刘彻要求王公巨室必须以黄金向他兑换；白金币针对殷实的小康家庭，必须用足值的四铢钱换取白金币；
三铢钱针对小农，小农要以“一比一”的比例用四铢钱兑换三铢钱……
除了向刘彻交钱，谁也不会真在日常交易中用皮币或白金币，这两种钱代表的价值太高。至于三铢钱，从“文景之治”算起，四铢钱已经流通了五十年，谁也不愿再用这种小钱。
一张上好的鹿皮最多也就两千钱，一块皮币却值四十万钱，利润何止300%。至于白金币，同样是利润超过300%的生意，如果不盗铸，出门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一年间，为惩罚盗铸货币，朝廷处死了几十万人，民间因为盗铸自相残杀的人更不可胜数。
就这样，仍然是“犯法者众，吏不能尽诛”。
这不是币制改革，而是彻头彻尾的抢劫！不得已，一年后，皮币、白金币、三铢钱就被废除。
有人说，废除皮币、白金币后刘彻开始推行五铢钱。至此，天下风行官铸五铢钱，刘彻第一次在中国货币史上统一了货币。刘彻确实废除了皮币、白金币，此后，汉帝国也确实流行五铢钱，只不过首推者不是刘彻。
此时，民间开始按照交易的标准自行铸造五铢钱。这批五铢钱被称为“郡国五铢”，因为流通的地域集中在诸侯郡国（毕竟，在郡国之中皇室的权威会稍稍得到抑制）。
有了民间自铸五铢钱，三铢钱几乎没有任何市场，就算皇室去市集上买东西也要先兑换成五铢钱。
而且，我还要告诉大家，刘彻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马上顺应形势，开始自己铸造五铢钱。官铸五铢钱币材为紫铜，钱纹、形制都非常精美，绝对是货币收藏中的极品。
由于民间没有掌握紫铜铸造技术，因此不能盗铸。
所以，说刘彻第一次在中国历史上统一了货币，也是没有错的。
刘彻的五铢钱被称为“赤仄五铢”，一枚赤仄五铢可以抵五枚郡国五铢，赋税、官府供奉必须用赤仄五铢。但紫铜的质量再好，也不可能以一当五，即使刘彻杀掉了几个以郡国五铢作为赋税的郡守，赤仄五铢也仍旧不能在市面上流通。
两年后，赤仄五铢就支撑不下去了。
在货币流通规律面前，不可一世的汉武帝低下了高昂的头颅。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刘彻下令官府上收铸币权，开始铸造发行现在人们所说的“三官钱”，即我们今天见到的五铢钱。
马克思对此作了最为精准的评价：“君主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兵器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无论是政治的立法还是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
抢劫无极限
在“不告缗令”的引导下，有钱人很自然就发现了一个低风险、高收益的渠道—土地！随着商人手中大量的货币迅速转向土地，汉帝国第一波土地兼并运动开始了。结果不言而喻，儒学大师董仲舒给出了那句最精准的评价：“富者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战争期间，很多事情一定给刘彻留下了很深的记忆，从骨子里，刘彻痛恨有钱人……
元狩二年，匈奴浑邪王归降，他没钱摆谱的时候，长安的商人没有给他钱。
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卫青、霍去病即将征伐匈奴，国库却不足以支撑这次大战。刘彻再次要求天下富人捐出自己的财富，每家富人要捐出自己财产的3%～5%，这在历史上被叫作“算缗令”。然而，一年来只有一个叫“朴适”的牧羊人愿意捐出二十万钱。
刘彻收缴了这二十万钱，封朴适为中郎，赐给他徭役四百人，将朴适的事迹宣谕天下，希望天下富人能以此为榜样。然而，直到元狩四年决战结束，刘彻也只收到这一笔捐款。天下富人争先恐后地隐匿财产，唯恐露富。
汉匈之战刘彻胜利了，虽然帝国国库空虚，但刘彻花钱也丝毫没有收敛：在宫内修昆明池、柏梁台，建章宫更是；为羽化登仙，做了一个铜质盛露水的盘子，居然高达二十丈、直径七丈……征伐南越，设十五郡，征伐西北，设两郡；最离谱的是，刘彻喜欢大宛宝马，发二十万士兵征大宛，得汗血宝马数匹……
这些，都需要钱，需要很多钱。就是贵为汉武大帝，赚钱也很不容易。既然不能靠货币减重赚钱，那么就撕下所有伪装，直接去抢吧。
公元前120年，刘彻想到了一个在今人看来简直匪夷所思的办法，为推行“算缗令”出台“告缗令”告发隐匿财产的人就可以获得对方财产的一半，另一半则由帝国没收。
此令一出，帝国所有人都为之疯狂，也彻底改变了财富获得的轨迹—如果能靠欺诈获得财富，谁又肯去创造财富呢？
“告缗令”确实让帝国，帝国的掠夺之手遍及每一个角落，富裕的人家几乎被一扫而空。
偶然剩下几个富户，是因为在“告缗令”之外还有一个“不告缗令”只要向边关捐赠一定数量马匹，或者一定数量粮食，就可以不被“告缗令”追究，不被“告缗令”
追究的前提是这家人没有现钱，所有的财富都集中于土地。
从古至今，很多人批评“告缗令”是赤裸裸的抢劫、败坏社会风气，却很少有人提及“不告缗令”。
在我看来，两者相比，“不告缗令”更为恶劣。
战争时期非比寻常，朝廷迫不得已出台“告缗令”情有可原。总有个把富户通过种种渠道逃脱“告缗令”，而且，将来总还会有富人出现。问题是，“不告缗令”把所有的货币都引到了一个方向—土地。只有在捐赠后购买土地，才有机会躲过帝国的“告缗令”，才有机会从帝国得到低利率贷款。于是，大家宁可去购买土地，也不愿意捐款给刘彻。
既然你还是不愿意给，那我就直接抢吧。
在推行“三官钱”的同一年（公元前113年），朝廷宣布：官方上收铸币权，民间不准铸币；收缴全国所有铜矿，上收煮盐、铁矿、货物运输权……
这在历史上被称为“盐铁官营，均输平准”。
文景之时没有农业税，煮盐、铸铁、铜矿、运输为帝国财政提供了所有经费，这些产业都是帝国的支柱。对帝国来说，这些产业不仅意味着税收，还创造了很多富豪、很多财富，最重要的是，这些产业吸纳了帝国的顽疾—流民。
每个人都要生存下去，西汉最常见的谋生方式就是种地，失去了土地的人，就是中国历史上一群特有的人—流民。流民没有土地、没有固定的收入、没有户籍，属于“三无”人员。
但是，流民也要活下去，他们必然要寻找一种适合自己的生存方式。帝国没有垄断所有营利行业的时候，他们可以去煮盐、冶铁、采矿，还可以搞运输。《盐铁论》记载，当时的大盐商雇佣人数在千人以上，一个劳动者的收入足以买到一个六口之家的粮食。
—现在，帝国垄断了赚钱的行业，从事煮盐、冶铁、铸钱的普通人变得无所事事。刘彻为了省钱，让垄断行业的劳动力都来自徭役和犯罪分子，也就是说现在这些行当不再允许“三无”人员在此生存。
现在，帝国垄断了赚钱的行业，从事煮盐、冶铁、铸钱的有钱人同样无事可做。有钱人不用四处流浪，他们手中的金钱却要寻找一个去处：货币的本性就是要寻找低风险、高收入的回报。
在“不告缗令”的引导下，有钱人很自然就发现了一个低风险、高收益的渠道—土地！随着商人手中大量的货币迅速转向土地，汉帝国第一波土地兼并运动开始了。
结果不言而喻，儒学大师董仲舒给出了那句最精准的评价：“富者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对汉帝国来说，土地不仅仅是一种商品，还是维持万千小农生存的基础。从刘邦到“文景之治”，汉帝国维持了五十年的兴盛，一部分原因是工商业发达，更重要的、基础的则是每个小农都有土地，能给工商业者提供稳定的市场和社会环境。
现在，帝国的土地集中到有钱人手里，小农也就失去了谋生之路。
不过，这里要说，这不是最坏的结果，毕竟商人买了土地也要请失去土地的农民来耕种，人民还不至于变成流民。
可怕的是，让商人无事可做的人，不是市场竞争者，而是“官商”。这些人，是商也是官，故称“官商”，官在前，商在后。为了垄断盐铁、运输、酒业，刘彻增设了很多机构，汉帝国的官僚机构空前膨胀。他们垄断了各种赚钱的买卖，对胆敢入侵其领域的普通人处以极刑。
商人要生产、要经营、要赢利；官，不需要生产、不需要经营，赢利很辛苦，过程也很漫长，抢劫才是发家致富的捷径。官商已经完全具备了抢劫的能力，无论什么破烂东西，我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这不是抢劫莫非是慈善？
史书记载，官营铺造出来的镰刀，据说割草都嫌钝；现存文物中有一种大铁犁，特点是个头特别大，大概有一米多高，因为，这样的东西价格可以卖很高。
这哪里还是农具，简直就是一堆废铁。这样的破烂一样要卖给国人，反正独此一家，别无分号。
在没有任何竞争的情况下，官商迅速染上了帝国官场习气。自此，官与商一体、权与利结合，所谓。当然，这些官商都能迅速各自把持一块地盘，完全把民间经济消灭干净。
更可怕的是，垄断地位赋予了官商大量的金钱，这些人同样冲入那个致命的市场—土地。《汉书》记载了各种各样的帝国官僚购买土地的情形：下至水衡、少府、大农、太仆，上至三公九卿，无不。
据《汉书》记载，红阳侯王立是皇帝的舅舅，他强占了南阳几百顷土地，接着又将这些土地卖给了官衙，此投机倒把行为让王立赚了一亿个铜钱。有人曾经作过测算，一枚铜钱在当时可以买到一升小米，这笔生意的纯利折合成今天的人民币至少是二亿六千万元。如果考虑到汉代粮食的稀缺性，这笔生意的利润又远远高于二亿六千万元。
就算是二亿六千万元，放在今天是一个什么概念？盘剥如此暴利，又有多少人会无家可归？
汉武帝打击了商人和工商业者，却培植出一批比商人更为可怕的人。单纯的商人、地主或者有钱人，很快被官商挤出去。
现在，丞相、王侯、大夫才是帝国真正的有钱人。此后，历朝历代都没有摆脱官商的窠臼，工商业永远成了附属于封建官僚集团的牟利之道。自此，富人必须先是官僚，然后才能集官僚、商人、地主身份于一身。
与普通商人、地主不同，官商对金钱的渴求根本没有止境。毕竟单一的商人、地主或者官僚都有自己的规矩，就算欺行霸市，商人的价格也不能贵到离谱；就算地租再高，也不能不让小农生存。
“商人+地主+官吏”就完全不一样了，此时整个社会的财富规律已经转变，人们不再热衷于生产财富，而是想着如何去抢劫财富。
《汉书》这样记载当时的汉帝国：亡义而有财者显于世，欺谩而善书者尊于朝。
行虽犬貔，家势富足，列田畜者弥郡国最可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断绝了人们正常的求利空间，一定会有另一种非正常的牟利方式出现。在西汉历史上，这批通过非正常手段致富的人也有一个专属名词—“豪强”。
帝国最有势力的人群是封建官僚，民间精英一定会找到渠道结交帝国高官，成本则是最底层小农的生命与鲜血。最初的豪强多来源于当年被官府挤出的富豪，这些人是帝国的精英，也是创造财富的先驱，既然不能以合法的方式牟利，那么他们也就必然同流合污：勾结官府欺压小农、强买强卖土地、使用暴力抢夺小农身上的最后一枚铜钱……
所谓“豪强”，说白了就是中国第一代黑势力，他们剪断了维系小农生命的最后一根游丝。
公元前106年，四十万流民突然涌入了汉帝国的首都长安，全国无家可归的人则超过了百万。毕竟长安是帝都，这里人多、事多、钱也多，或许帝国的皇帝和官僚不能把手伸到这里的每一个角落，或许这里还有一点空间能养活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