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于谦刚正不阿，得罪了王振，王振就指使同党诬告于谦，把于谦打进监牢，还判了死刑。河南、山西的地方官员和百姓听到于谦被诬陷的消息，成千上万的人联名向明英宗请愿，要求释放于谦。王振一伙一看众怒难犯，又抓不住于谦什么把柄，只好释放了于谦，恢复了他的原职；后来，又被调到北京担任兵部侍郎。
这一回，在京城面临危急的时刻，于谦毅然担负起守城的重任。他一面加紧调兵遣将，加强京城和附近关口的防御兵力；一面整顿内部，逮捕了一批瓦剌军的奸细。
有一天，监国的郕王朱祁钰上朝，大臣们纷纷要求宣布王振罪状。朱祁钰不敢做主。有个宦官马顺，是王振的同党，见大臣们不肯退朝，吆喝着想把大臣赶跑。这下激怒了大臣。有个大臣冲上去揪住马顺，大伙儿赶上来，一阵拳打脚踢，就把马顺揍死了。
朱祁钰见到朝堂大乱，想躲进内宫，于谦拦住他说：“王振是这次战争失败的罪魁祸首，不惩办不能平民愤。陛下只要宣布王振罪状，大臣们就心安了。”朱祁钰听了于谦的话，下令抄了王振的家，惩办了一些王振的同党，人心才渐渐安定下来。
瓦剌首领也先俘虏了明英宗，没把他杀死，却挟持着英宗当人质，不断骚扰边境。看来，京城里没有皇帝不好办。于谦等大臣请太后正式宣布让朱祁钰做皇帝，被俘虏的明英宗改称太上皇。朱祁钰这才即位称帝，这就是明代宗。
也先知道明朝决心抵抗瓦剌，就以送明英宗回朝为借口，大举进犯北京。
这一年十月，瓦剌军很快打到北京城下，在西直门外扎下营寨。于谦立刻召集将领商量对策。大将石亨认为明军兵力弱，主张把军队撤进城里，然后把各道城门关闭起来防守，日子一久，也许瓦剌会自动退兵。
于谦说：“敌人这样嚣张。如果我们向他们示弱，只会助长他们的气焰。我们一定要主动出兵，给他们一个迎头痛击。”
接着，他分派将领带兵出城，在京城九门外摆开阵势。
于谦在城外把各路人马布置好后，他亲自率领一支人马驻守在德胜门外，叫城里的守将把城门全部关闭起来，表示有进无退的决心。并且下了一道军令：“将领上阵，丢了队伍带头后退的，就斩将领；兵士不听将领指挥，临阵脱逃的，由后队将士督斩。”将士们被于谦勇敢坚定的精神感动了，士气振奋，斗志昂扬，下决心跟瓦剌军拼死战斗，保卫北京。
这时候，各地的明军接到朝廷的命令，也陆续开到北京支援。城外的明军增加到二十二万人。明军声势浩大，戒备森严，也先发动几次进攻，都遭到明军奋勇阻击。城外的百姓也配合明军，跳上屋顶墙头，用砖瓦投掷敌人。经过五天的激战，瓦剌军死伤惨重。
也先遭到严重损失，又怕退路被明军截断，不敢再战，就带着明英宗和残兵败将撤退。于谦等明英宗去远了，就用火炮轰击，又杀伤了一批瓦剌兵。北京城保卫战，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于谦立了大功，受到了北京军民的爱戴。明代宗十分敬重他。于谦家的房屋简陋，只能遮蔽风雨，明代宗给他造了一座府第，于谦推辞了。他说：“现在正是国难当头的时候，怎么能贪图享受呢？”
也先失败后，知道扣住明英宗也没有用处。就把明英宗放回北京。
于谦一心保卫国家，但是那个在北京危急的日子里主张逃跑的徐有贞，还有被于谦责备过的大将石亨，都对他怀恨在心，在暗地里想法报复。
英宗回北京后过了七年，也就是公元1457年，明代宗生了一场大病，徐有贞、石亨跟宦官勾结起来，带兵闯进皇宫，迎明英宗朱祁镇复位。历史上把这件事称作“夺门之变”。没多久，明代宗就死了。
明英宗复位后，对于谦在他被俘流亡的时候，帮他弟弟即位称帝，心里本来有气，再加上徐有贞、石亨一伙儿在他面前说了不少诬陷的话，竟下了狠心，给于谦加上个“谋反”的罪名，计划杀害于谦。
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二十二，于谦被杀，都督同知陈逵冒死收殓于谦，裴太监秘密护送于谦少子逃往河南。天顺三年（1459年），于谦之婿、千户朱骥扶送于谦灵柩回到故乡，葬于西湖三台山麓。
王越是靠汪直升官的吗
明宪宗时候，有个小宦官叫阿丑。他机敏异常，善于表演俳优杂剧。一天，明宪宗闲暇无事，要阿丑和几个内侍演杂剧给他看。阿丑化装成汪直的样子，穿得十分豪华，手拿两把大钺，大摇大摆地阔步出声，趾高气扬，叱咤吆喝。一个人上前盘问：“你是什么人，敢如此放肆？”阿丑说：“你不知道我是汪太监吗？爷爷（内侍对皇帝的一种称呼）爱我信我，我要杀谁就杀谁，我叫谁活谁就活。我怎么不得意呢？”那人又问：“你有啥本领，得到爷爷这样信任？”阿丑回答说：“你没看见我手中拿着两把大钺吗？”说罢举起左手嚷道：“这是陈钺！”然后举起右手说：“这是王越！”逗得宪宗皇帝哈哈大笑。原来陈钺和王越是两个依附汪直的无耻朝臣。但是，王越真是靠汪直升官的吗？
王越是河南浚县人，景泰二年（1451年）进士，历官御史、山东按察使、右副都御史巡抚大同，在成化三年（1467年）受任赞理抚宁侯朱永军务，讨伐北元君主毛里孩，兼抚宣府（宣化）。
成化五年（1469年），王越奉诏西行延绥，抵御入据河套的阿罗出等人，获胜于黎家涧、崖窑川、镇羌等处。次年，又顺利地阻挡了敌军一万多人的五路来攻，并且追击敌人，连胜于开荒川及牛家寨。宪宗升他为右都御史。
成化八年（1472年）王越受任总督陕西、宁夏、延绥之镇，三镇所集合的兵，号称八万，事实上能作战的才有一万多人。敌方的兵员，总数不及八万，但是人人能战，而且皆是骑兵。当时的兵部尚书白圭主张采取攻势，肃清入据河套的蒙古人。王越认为，要搜查，就必须调动十五万精兵，一切粮秣的开销绝非政府的财力所能办到。因此，他主张采取守势。
成化九年（1473年），王越会同刘聚小胜于漫天岭。敌方满都鲁、孛罗忽与虬加思兰等人把眷属及牲畜留在红盐池（鄂尔多斯右翼前旗王府的西南），率领精锐西行，深入甘肃中部的安定（定西）与东南部的秦州（天水）。王越当机立断，也率领骑兵五千，由榆林北上，深入沙漠，经红儿山、白盐滩，在两天两夜之间奔驰了八百里，到达红盐池，捣毁满都鲁等人的老巢，斩杀与活捉三百五十人。满都鲁等人没想到明军能采取攻势。他们感觉到河套并不安全，于是相属渡河北徙，使得套内得到好几年的安宁。
宪宗任命王越总制三边，开府固原，令三边的总兵巡抚等官悉听节制。所谓三边，指延绥、甘肃、宁夏。成化十一年（1475年），王越还朝，以左都御史的身份与李宾同掌都察院事，兼督团营，不久，升任兵部尚书。成化十六年（1480年），奉命提督军务，随成国公平虏将军朱永北征，掩击敌军于威宁海子（今绥远兴和县），因功进封为威宁伯。次年，受拜为平胡将军，充宣府总兵官，兼镇大同。
从王越的经历来看，他确实有才干。史书上也说：“未有边臣如越者。”那么，为什么王越被阿丑讽刺为汪直的帮凶呢？这主要是王越自己平素以才自傲，不拘小节，与朝中大臣关系不好，于是才和汪直结交，后来就死心踏地依附汪直了，有一件事很能说明王越对汪直的谄媚程度。
王越身为京官，每天出入汪直家门，带头行跪拜大礼，恬不知耻，所以爬得很快。兵部尚书项忠不买汪直的账，汪直处处刁难他。他派西厂校尉搜集项忠材料，罗织罪名，王越又从中竭力诋毁，明宪宗听信汪直谗言，将项忠削籍为民，而王越则被升任做了兵部尚书。
许多京堂大官为了巴结汪直，四处求人引见。吏部尚书尹曼和几位大臣想求见汪直，请王越疏通。为了预防礼节不周，尹曼偷着问他：“见了汪太监行什么礼，是否还要跪拜？”王越在同僚面前怕丢人，装模作样地说：“哪有大臣给宦官下跪的道理！”引见那天，尹曼多了一个心眼，等王越先进去后，派人偷偷看他的举动。原来王越跪在汪直的床前说明来意，又磕完头才站了起来。于是尹曼待汪直出庭接见时带头先趴在地上，其他的人跟着跪了一大串。
汪直见大臣都拜伏在自己的脚下，十分得意，寒暄之后，礼送而出。事后王越责备尹曼有失大臣体面。尹曼反唇相讥，说：“我知道有人比我还跪伏得早，老夫不才，只是仿效而已。”一句话把王越说得满脸通红。
王越本人有才，不过要不是依附汪直，也不会爬得那么快。虽然他得到了高官厚禄，可是终究没有能一帆风顺。汪直倒台后，王越也被罢免，不过，念在他有才干，后来又出来总镇三边。王越一生威震边疆，却因为依附太监给自己留下了污点，非常令人惋惜。
彭程为何冒死直谏孝宗
彭程从小聪明好学，而且非常谦逊。成化末年，彭程到京城参加会试，考中进士。孝宗即位以后，因为他敢于直言，被授以御史之职，巡视京城，观察官声民情，遇事直接上奏，很好地规范了京城的风气。
当时，京畿地区各地来的人混杂居住，治安混乱，常常有盗贼混在其中。他们白天通常隐匿在民居之中，晚上月黑风高的时候出来作案。京城的许多大户人家被盗。当地的官员派人缉查，他们就混杂在百姓之间，无法区分，屡次捉拿不着。当时的官员为此非常头疼。
彭程知道这件事后，秘授京官机密计策，让他带领几个得力的衙役趁黑埋伏在一个富商家中，然后派人到街头炫耀这个富商的富有，守株待兔，等这些盗贼上钩，而且不要走漏风声，问出线索以后，再瓮中捉鳖，将他们一网打尽。京官们依计行事，果然捉到了盗贼。为此，很多人都非常佩服彭程的办事能力。
“壹仟陆佰贰号”明铳弘治二年（1489年），彭程巡盐两浙，由于贡献重大，后又被升任为光禄寺大夫。彭程在光禄寺做事兢兢业业，又敢于直言不讳，很受孝宗赏识。弘治五年（1492年），彭程见光禄寺建造祭祀神坛，上疏孝宗说：“臣刚才看见光禄寺正在建造祭祀神坛。神坛曾经是先帝宪宗用来斋谯做法事的地方。陛下即位以后，励精图治，已经把这些东西给废除掉了，怎么能再建造神坛预备法器呢？光禄寺修建这些东西所用的银两，都是百姓的血汗钱。用在正当的地方，还怕百姓非议，更何况用在这些没用的事情上呢？先皇曾经宠信李孜省、继晓等人，被他们的歪理邪说所迷惑，认为做法事可以祈福消灾，增福增寿。现在这两个妖人都被皇上处置了。两人自己都不能自保，又怎么去保佑他人呢？如果陛下真的想这么做，现在还是萌芽状态，应该抓紧停止。如果是有关部门没有请示皇上您，打算用这个来逢迎您，应该追究罪责。”
孝宗原本觉得没有神坛和祭祀用的器具，所以才特意命光禄寺准备的。听到彭程这么说，勃然大怒，认为他这是诽谤先帝的过失，命锦衣卫将他投入大狱，严刑查问。之后给丛兰知道了这件事情，接着上书孝宗议论此事。
孝宗当时非常没面子，把这件事情归罪在光禄寺身上，削夺光禄卿胡恭的官职，罚俸三年。至于彭程，他认为诽谤之罪不可轻恕，令锦衣卫交刑部定罪处置。刑部尚书彭韶有感于彭程敢于直言进谏的精神，有心保全，想要判以杖责之刑，处罚一下再官归原职。
但是，当时孝宗皇帝正在气头上，想要置彭程于死地。彭韶等人一再上书营救，彭韶为官，为民解困，为民平冤，不为财利所诱，不为权势所屈，遇事敢言敢断敢为，忠直耿介，名声震动朝野。一般情况下孝宗都会给他面子，但是这次竟然不允，彭程的儿子后来上书孝宗，说愿意代父受死，孝宗还是一点儿也听不进去。
之后，巡按陕西的御史李兴也因为犯罪被送进大狱，受尽酷刑。孝宗想要亲审此案，连同彭程案一同审理。第二天，孝宗及诸大臣齐集大殿之上。孝宗亲自朝审，历数李兴所犯诸罪，下诏判斩立决。
到了审彭程时，没想到满朝官员一起请求孝宗，孝宗见彭程乃众心所向，不可轻犯，就改斩刑为谪戍之罪，把彭程及其家属谪戍隆庆。大臣们不服判决，文武大臣一同上疏说：“李兴所犯的罪不是很多，还不够死罪。彭程是为了规劝皇上您，也落个戍边之罪，那么那些作奸枉法、罪大恶极的人应该怎么处置啊？”尚书王恕也一再上疏营救。
最后，孝宗没有办法，只好下令减免李兴的死罪，改为杖责一百，谪戍宾州。彭程仍然维持原判，被押送到边疆守边。一个敢于直谏的大臣却落到如此下场，多少让人对孝宗皇帝的仁治感到非常的遗憾。
当时，彭程的母亲李氏已经有80多岁了，就彭程一个儿子，在家孤苦伶仃，没有人养老，没有办法，只好到宫殿外叩头请求孝宗想办法侍养。南京给事中毛理见了之后上奏孝宗说：“历史上刘禹锡因为王叔文事件被流放到远方，后来因为他的老母亲一再请求，被改为流放连州。陛下仁孝圣德，不是唐中主可以比的，并且彭程所犯的罪还不如刘禹锡重。就算可怜这位80几岁的老人，成全他们母子吧。”
然而，心胸狭窄的孝宗还是不许。到了第二年，孝宗考虑到这么做会影响到自己以孝治天下的理念，才把彭程给放了回来。可见，说孝宗英明仁孝也不见得全对，他只是相对于明朝其他的皇帝来说还算英明，他的仁孝只是为了统治的需要罢了，而他本人的一些行为实在是不敢恭维。
杨碹父子因何忠谏名天下
被后世所推崇和景仰的人物杨碹和杨源父子正直不阿、官职虽小但敢于进谏，所以关于父子二人大胆进言忠谏的故事，历来被后世史家广为颂扬。
杨碹是明朝景泰五年（1454年）的进士，后来被任命为御史。他刚直不阿并崇尚气节。天顺初年，杨碹奉命在京畿周围各地进行巡访。当他到达河间时，许多农民都控诉曹吉祥、石亨在这里霸占他们的良田。
此时皇帝所宠幸的宦官正是曹吉祥，而石亨也是手握兵马的大将，两人的官职均在杨碹之上，都是不太好惹的人物。杨碹听了以后，回去立即上书弹劾曹吉祥和石亨，列举了两人凭借皇上的宠爱在外胡作非为的许多罪状，无一隐瞒。
当时，皇帝看到这封奏折后，对他这种不畏权贵的精神大为赞赏，对正在身边的大学士李贤和徐有贞说：“这才是一名真正的御史。”景帝马上派人到河间地区核查情况，并命吏部记下杨碹的名字，以备将来委以重任。
但是，曹吉祥听到竟然有人敢弹劾他时大为恼怒，同时害怕皇上派出核查的人真能查出一些不利于自己的事情，赶紧到景帝面前进行哭诉，大言自己冤枉，并说杨碹有意陷害。而景帝赏识杨碹的刚正不阿，没有听信曹吉祥所说的话，依然照之前的安排去做。
不久后，石亨西征兵败，自己独自跑了回来，恰巧，这天彗星在天空出现。按照儒家的解释，彗星出现对一个皇帝来说是一种不祥的预兆，说明他在政务上存在问题或朝中奸佞当道。早就对曹吉祥、石亨凭借权势，私下里大搞不法之事扰乱朝纲满怀愤恨的大臣们决定联合弹劾这两个图谋不轨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