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的珠江之上,有一座横跨南北的桥,名叫海印大桥。据说,这是为纪念一位叫海印的人特地命名的。每次途经此桥,不免心生一问:海印何许人,莫非他就是岭南人?几年之后回到益阳,才确切弄明白,益阳也有海印,也是一位名垂青史的高僧。
海印禅师,俗姓张,名佚,别号永光,自称憨头陀。他生于咸丰十年(1860),祖居益阳县杨溪江(今益阳市赫山区石笋乡),居住于益阳县城。清同治十年(1871),益阳爆发红巾军起义,年仅11岁的海印随母及弟妹去乡间避乱,从此再很少在益阳城里常住。关于这段经历,他在后来的《断石桥感旧》一诗中曾叙及并作诠注。“兵火惊昔畴,江山已寂寥,仓皇携弟妹,零乱过溪桥。(注:同治辛未,益阳红巾起事,城中大乱,先母携余、弟、妹,避乱于此。)”如此算来,海印在益阳城里生活不过十年左右,而且正值其幼年,所以对于佛学大师和诗人的海印而言,这段经历只是一段痛苦而模糊的回忆。
海印自幼聪慧,会诗书,知医药。16岁那年,他离家入南岳祝圣寺,削发为僧。先依默庵上人,潜心禅理,饱读佛经,尤工诗书字画。1901年,41岁的海印寓居沅江景星寺。时曾任知府的沅江人张伯琴归乡,筑洞华精舍、琼楼和北渚阁于此,自号果圃老人。
他学识渊博,藏书甚多,故勤研好学的海印以张为师,不懈求教,厚积薄发。这段经历不仅让他学识日增,而且志趣益发高远,为他后来一度引领佛门风骚打下了坚实根基。随着清朝一步步走向衰败,身处末世空门的海印禅师不免郁郁寡欢,常常终日吟诗作画,阐发伤时感世之怀。如“函篁悬石磴,斜日下江滩。投树鸟奔窜,无家僧老残”、“衰时未了江南泪,望远难忘蓟北云”、“落日洞庭南雁尽,乱山鼙鼓北兵来”等,都是传诵一时的佳句。他身在佛门,但心系苍生疾苦,倾诉悲凉愁苦之情。他在《自沅江草尾还景星寺湖中得诗》中写道:
一
破院荒凉尚有田,打包间趁洞庭船。
痴痴冷忆湖中事,苦雨凄风四十年。
二
江雨蒙蒙江鸟鸣,柳丝低压岳家营。
一声鱼笛沦江晚,蒿竹湖边秋水生。
清末光绪六年(1880),海印卓赐沅江景星寺主持。该寺始建于唐代,明末废弛,清代加以重修。咸丰年间,复遭兵燹,庙宇倾颓不堪。海印大兴土木,注重整饬,创建了半湖亭及客厅过庭等处。寺后养龟数百只,辟洞穴以栖居,敲钟饷食时则出,食后即入内。寺周遍种树木花草,山门外另辟荷池一口,中置水榭,修筑大道,直抵琼湖。时与乡邑贤达,低吟浅唱,其乐融融。其时景星寺因由海印所居,又有“曲径通幽处,禅房草木深”的妙趣,故被邑人视为名胜。
民国初年,益阳掀起废庙兴学之风,益阳白鹿寺和沅江景星寺均被毁,据占办学。海印乃七入京师,两上蒙古,并与同参自空大师、烛冥和尚内外联合,先后十余次大闹禅林,上诉南京民国政府,终于募化修复。其中的颠沛流离和辛苦遭际,外人是无法感知的。或许有感于这些经历,海印禅师在益阳白鹿寺挥毫题上壁联一副:
十年瓢笠遗民老;万里边沙野衲归。
民国时期,海印禅师曾任全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拥有相当高的社会声望。因他飘然超脱,故当世的贤士大夫都乐与他游历。后加入著名的南社,与知名人士柳亚子、刘腴深、八指头陀等交往密切,并先后创建碧湖诗社和湖山诗社。常在长沙开福寺、上林寺、益阳白鹿寺、沅江景星寺等禅院雅集唱和,广交诗友。刘善择、柳敏泉、张建勋、天童寄禅、笠云、道香及清室爱新觉罗·溥儒等人都是海印大师的座上常客。
大师佛学与诗名并重,尤其勤于诗耘。可惜的是《琼楼遗稿》已散失,《曼陀罗遗稿》四卷为其弟张毓廷编次,名为《碧湖集》。其诗风俊逸澹远,玄意浓腻,比之著名唐代益阳诗僧齐己,无有逊色之处。
1920年,海印大师圆寂于沅江景星寺,归葬于寺侧庆云山南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