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所描述的科学社会只是企图描写科学技术若无约束地统治下去将会产生怎样的世界。人们将会看到，所喜爱的那些特征几乎不可避免地混杂着人们所厌恶的特征。原因是，我们总是把社会想像成依照人性的某些成分而发展，却忽略了其他成份。作为某些成分，它们是好的，作为惟一的推动力，它们很可能是有害的。科学建设的冲动若不阻挠任何使人生有价值的主要冲动，自是可称赞的，但若允许它禁止除它之外一切冲动的发泄，就会变成一种残酷的专制。我认为，确实存在着世界将屈从于这种专制的危险，正因为如此，才论述了科学技术不受约束时可能造成的那种世界的黑暗方面。
科学只有几个世纪的历史，它的本质上的发展似乎尚未完成。我们可将这种发展概括为从沉思转变到应用。科学发展所依赖的求知欲是某种双重冲动的产物。我们追求对某物的了解，要么因为我们喜爱它，要么因为我们希望控制它。前一种冲动导致沉思的那种知识，后一种冲动导致应用的那种知识。在科学发展中，控制的冲动已逐渐压倒喜爱的冲动。控制的冲动具体表现为工业主义和管理技术，也表现在名为实用主义和工具主义的哲学中。这两种哲学都主张，凡是有助于我们支配事物的信仰便是正确的。
这或可称之为政府的真理观。科学供给我们一大堆这样的真理，这类真理的胜利似乎是没有止境的。对于想要改变环境的人，科学可提供极为有力的工具，如果说知识是产生有意变革的力量，那么科学也可提供丰富的知识。
但求知欲也有另外一种形式，属于截然不同的一种情感。神秘主义者、情人和诗人也是知识的追求者，并不因此而不值得尊敬。在各种形式的爱里，我们希望了解所爱的东西，其目的不在权力而在沉思之乐。“我们一生都在认识上帝”，但并不是因为认识上帝能使我们支配上帝。凡从某物引起迷恋或欢喜或快意时，必产生认识该物的欲望。认识的目的不在于使其变成他物的操纵，而在幻想使其化为真善美，因为它本身及为自身可倾注快乐于爱者之心。在性爱中也有追求这种认识的冲动，除非那爱是纯肉体的或实际的，这或可成为任何有价值的爱的试金石，有价值的爱包含着追求神秘社团所依赖的那种知识的冲动。
科学始于那些爱世界的人。他们能够领悟星月江海之绚丽，风云山岳之多彩。既爱之，故集思注意，且不满于单纯外表的观察而要达到深切的理解。赫拉克利特说：“世界乃长明之火，总是有节奏地燃烧并有节奏地熄灭。”赫拉克利特及爱奥尼亚哲学家首先对科学知识产生冲动，因为他们感到世界美得出奇。他们是一些具有理性激情的伟人，从他们理性激情的进发中产生了现代世界的整个运动。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这种冲动愈发受阻，而最初只是一个营妓的权力冲动却因其意外的成功逐渐篡夺了指挥权。自然界的情人受挫折，自然界的恶霸得奖励。由于物理学的发展，它使我们逐渐失去了自认为关于物质世界内在本质所知道的东西。色与声、光与荫、形式与结构不再属于爱奥尼亚人当作可爱的新娘而追求的那个外界自然。所有这些已由被爱者那里转移到爱者那里，而且被爱者已变成一副格格作响的骷髅，阴森而可怕。可怜的物理学家们被他们的公式所揭示的荒漠弄得惶惶然，于是求上帝给他们安慰，但上帝摆脱不了他的创造的幽灵性，而物理学家自以为听到的上帝对于他们呼唤的回答，不过是他们自己惊慌的心跳。既然不能成为自然界的情人，科学家遂变成自然界的暴君。注重实用的人说，只要我能使外界遵从我的意愿，它存在与否于我何干？于是，科学愈发以力的知识代替爱的知识，于是，科学将变得愈加残忍。在我们所想像的未来科学社会里，权力的冲动将完全压倒爱的冲动，这正是它残酷的心理根源。
以追求真理为开端的科学开始与真实性产生对立，因为完全的真实性愈发趋于完全的科学怀疑论。若视科学为沉思而非实践的，我们便会发现，所信的一切都是由于动物的信仰，只有我们所不信的才是由于科学。另一方面，若视科学为改造我们自身及环境的技术，科学便会授予我们一种完全脱离其形而上学的真实性权力。我们只有不向自己提出关于真实性的形而上学的问题，才能行使这种权力。不过，这些问题乃是对世界持情人之态度的证据。我们只有作为情人来抛弃世界，能作为专家来征服世界。这种心灵上的分裂对人类最美好的东西是极有危害的。形而上学的科学一旦失败，技术的科学所授予的权力只有通过抛弃爱才能获得。
这就是科学社会的前景何以令人担忧的基本原因。我们所努力描述的纯粹形式的科学社会有违于真理的追求，有违于爱情，有违于本能的欢乐，有违于人们历来所怀抱的一切理想，惟一的例外是禁欲主义的抛弃。这些危险的来源并不是知识。知识是美好的，愚昧是罪恶的，这是世界的热爱者所无法否认的原理。权力本身也不是危险的来源，危险的是为权力所行使的权力，而不是为真善美所行使的权力。现代世界的领袖们都醉心于权力，他们能做前人所不能做的事，这足以成为他们所以如此一的原因。权力不是人生的目的，而只是达到其他目的的一个手段。只有人们想起权力所应服务的目的时，科学才会对美好的人生有所裨益。人生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一个人无权为他人规定此事。对每个人来说，人生的目的是他所渴望的那些东西，这些东西如果存在，他将获得和平。如果向人间要求和平被视为奢望，那就是说人生的目的应当是获得欢乐。为权力本身而追求权力的人，其自觉欲望中存在着某种不洁之物，当他获得权力时，还想获得更多的权力，因此无暇思考他已有的东西。情人、诗人和神秘主义者能比权力追求者获得更多的满足，是因为他们可以停下来感受他们所爱的客体，而权力追求者则永远致力于某种新的操纵，否则便会饱尝空虚之苦。因此从广义上说，情人的满足胜于暴君的满足，而且在人生目的中具有更高的价值。当我行将就木时，我不会感到此生虚度。我见过大地在黄昏时变红，露珠在清晨里发光，白雪在阳光下闪耀；我闻过久旱后的雨水，听过汹涌的大西洋拍打康沃尔花岗石海岸的声音。科学可赐给更多的人以这样和那样的欢乐，要做到这一点，科学的权力必须明智地使用。但是，当科学将人生有价值的诸多要素从生活中抽出时，就不值得称赞了，因为它会十分巧妙地把人们引上绝望之路。价值范围在科学之外，除非科学仍在于对知识的追求。追求权力的科学不应闯入价值范围，而且科学技术若要丰富人类的生活，也不应压倒它所服务的诸多目的。
能够决定时代特征的人为数甚少。哥伦布、路德和查理五世统治过16世纪；伽利略和笛卡儿支配过17世纪。刚刚结束的那个时代的重要人物是爱迪生、洛克菲勒、列宁和孙中山。除孙中山外，他们是一些缺乏修养、藐视过去、自信而无情的人。传统知识在他们的思想和情感中没有位置，机械和组织才是他们感兴趣的东西。
我们的世界有文化和美的遗产，但不幸的是，我们总是把这份遗产托付给每个时代中既不积极且不重要的成员。这个世界的政府已落到对过去一无所知的人的手里，这些人无视传统，而且不理解他们正在破坏的是什么。要避免这种情况则是教育上的问题，而且并非很难解决。昔日之人在空间上往往是狭隘的，但现代的掌权者在时间上是狭隘的。他们对过去表现出一种不应有的轻蔑，而对现代则表示一种更不应有的尊重。前代的格言已经过时，但新的格言还是必不可少。其中第一个格言我要这样写：“行小善胜于做大恶。”要表达此格言的真意，当然不可不灌输一些好的含义。例如，现在没有几个人能被劝说相信急速运动没有内在的优点。从地狱爬上天堂是好的，虽然那是一个缓慢而艰苦的过程；从天堂落入地狱是坏的，即使具有撒旦的速度。物质商品生产的单纯增加也不能说是很有价值的事情。防止赤贫固然重要，但增加财富过剩者的资产则毫无价值。防止犯罪是必要的，但发明新的犯罪法以使警方一展其防范本领则不可提倡。科学赋予人类的新权力只能由那样一些人来行使：他们通过研究历史或通过自己的经历业已懂得尊重人的感情，并且懂得照顾那种能给男女日常生活以色彩的情绪。科学技术将来也许会建立一个在各方面都优于现在的人造社会，但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试验性地去做，而且必须认识到政府的目的不仅在于使统治者快乐，而且要使被统治者生活下去。科学技术不应仅仅成为掌权者的文明，也必须成为人们道德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使他们认识到单靠意愿不能造就美好的生活。知识和情感同样是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果知识广泛而全面，它能使人博古通今、学贯天地，使人懂得个人决非全知全能或至关重要，使人获得鼠目寸光者所不具有的价值洞察力。感情生活甚至比知识更为重要。一个没有欢乐和爱情的世界是毫无价值的。以上这些是科学的操纵者所铭记在心的，如果他能做到这一点，他的操纵将是完全有益的。而首要的是，人们不应过分醉心于新的权力，以致忘掉历代所熟知的真理。新的并非都是智慧，旧的也并非都是愚昧。
人类已习惯于屈从自然。一旦把自己从这种状态中解放出来，便会多少表现出“由奴隶到主人”的情形。我们要提倡一种新的道德观，对自然力的屈从将为对人类美德的尊重所取代。只要有这种尊重存在，科学不但能使人类摆脱自然的束缚，也能使人类摆脱其本身奴性的束缚。任重道远，希望与危险同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