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试在阴历八月初九开始，分为3场。第1天的白天，从四书中选出4个考题，和答题的白纸一起交给考生，然后封闭隔间，在全体考生交卷以前，无人可以进出。考题中的3个要求用散文答写，第4个要求用韵文。谁也不许把自己的名字写在考卷上。当晚夜深时，考生出场，第2天休息。考官们阅卷，淘汰大量考卷。八月十一日，考生们集合，已被淘汰者不许进入考棚。从五经中选取5个考题发给考生，规定考生们在两天内写出论文。然后将他们放出考场，再休息1天。他们在八月十四日再次集合，胜出者进入考棚参加最后一场考试。他们得到5个考题，其中之一要求用韵文答写，但这些考题并非全部从经典中选出。有历史方面的考题，也有法律或行政方面的题目。这场考试在八月十六日结束。考试委员会有25天时间仔细阅卷，选出70到80名毕业生。
这一年皇帝发布诏令，淘汰的所有试卷都要重阅。这对左宗棠是一个幸运，因为他的考卷被淘汰了。第2次阅卷选出了6个姓名，登录为副榜，左宗棠是副榜上的第1名。随着最终结果公布，他获得了第2学位，成为举人，不过，他的姓名排在湖南省录取名单的倒数第6名。一些名列前茅的人往往获得官位的任命，但是名列榜尾者机会很小。他们必须通过将在明年春季在北京举行的第3学位考试，才有获得任命的可能。
左宗棠刚刚考完，就娶了周家的一个女孩，入赘湘潭的岳父家。和妻子的家人住在一起，对一个男人而言多少有些反常，但这是一个特例，因为左宗棠的双亲和祖父祖母已经去世，他不必受到孝道的约束。何况他在世俗利益方面几乎一无所有，而他的岳父家却颇为殷实。有证据表明，这种背离传统绅士行为的做法令他有些苦恼，不过，他与妻家的关系，在他主要依靠他们的岁月里，似乎是非常愉快的。他立刻着手准备前往北京，参加第三学位的考试。在理论上，政府会为有资格参加会考的学者提供进京的旅费，但在实际操作中获得这种费用需要费很多周折。左宗棠很穷，跟有影响的人物联系太少，很难拿到政府的津贴。妻子从陪嫁中拿出100两银子给他赴考。但是在他出发之前，一位姑母跑来向他求助，他把那100两银子全数相送。朋友亲戚伸出援手，为他提供了足够的旅资。
考试于早春在北京举行，本质上与第二学位的考试相似。考官级别更高，更加严厉。左宗棠考试落第。回家的路上，他写信给一位朋友，说他考中了，但他决定投入实务的钻研。仕途的诱惑太大，他于1836年再次进京赶考，然后第二次落第。下一年他致力于撰写一部地理书，妻子帮助他复制地图。这部作品是否出版过，无从查考。
左宗棠现在有了2个孩子，但都是女儿，一些迹象令他担心他很可能要不到儿子。尽管家境窘迫，前途无望，他仍然觉得自己必须娶妾，也就是第二个妻子。年谱记载了此妾娶自张家，她包揽了所有家务活，前后给左宗棠生了3个儿子和1个女儿。［2］
有一段时间，左宗棠在湖南东部的醴陵教书。在醴陵期间，他结识了一个人，对他的一生影响深远，而且在他多变的命运中是第一个重大突破。湖南籍的两江总督陶澍经过醴陵，知县为了接待这位高官，请左宗棠写了一副对联，这副对联吸引了陶总督的目光。他要求接见作者。左宗棠给总督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据年谱记载，两人彻夜恳谈。［3］左宗棠在官场上层没有朋友，给陶澍这样的大人物留下良好的印象对他意义重大。对于左宗棠这一代中国人而言，如果没有几位社会关系通达的朋友，提升的机会极为渺茫。
他在1838年再次进京，第三次博取第三学位，但还是以失败告终。他拿定主意不再参加竞试，尽管20年后他一度改变主意，而且确实起程前往北京赶考，但他中途改道，作为一名军人，踏上了非同寻常的人生旅程。他未能赢得第三学位，无疑令他痛苦终生。在他后来的生涯中，我们发现他绝对藐视政府中的那些纯粹的学者，轮到他来把别人提拔到有权有势的位置上时，他要看对方的实干能力，而不看他们持有什么学位。他手下许多最得信赖的将领根本没有任何学位。但他仍然是一位彻头彻尾的儒家学者，对学术深信不疑，并且以学者自居。他相信渗透了儒家政府观念的考试体制，利用一切机会鼓励别人遵循他那个时代较为自由的儒家理念来追求学问。
中国有一种在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的流行幻觉，认为学术拥有某种特权，这种幻觉肯定会使左宗棠这种秉性的男人感到悲哀，因为他未能通过第三学位的考试，因而得不到学术的标记。这会令人怀疑，友人们劝他不要把时间浪费于地理研究，以免脱离主流，这究竟是不是正确的？很难说这样做有利于他通过考试，但有一点是无可置疑的：当他开始指挥军队的时候，这种研究对他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对地形的“感觉”是所有伟大军人的强势特征。对一位大将而言，缺乏这种感觉就如同画家色盲一样不合情理。左宗棠有一种本能的地形学“感觉”，从青年时代起就不断培养。人们不止一次地说过，他对自己的战场“了如指掌”。
他在北京教了几个月书，然后返回湖南，取道南京，拜访朋友陶澍总督。陶总督对左宗棠似乎爱之甚切，在访问期间，他提议两家定亲，请左宗棠把大女儿许配给他当时还只有5岁的独子。这件事顺利地确定下来。陶总督在2年后去世。他临死前做了安排，请左宗棠做他儿子的家庭教师，于是左宗棠肩负起教育未来女婿的责任。
与此同时，左宗棠开始对农业产生兴趣，全心研究耕作，尽管脚下没有属于自己的尺寸之地。前些年他曾关心父亲留给他长兄之子的那个小农庄。他撰写了一本有关耕作的小册子。同时他继续研究地理学。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这方面的兴趣绝没有扩大到世界的范围，很少超越天朝的疆域。对于左宗棠那一代的大多数中国人而言，这就是与之有关的整个世界。但他彻底研究了自己的祖国，对山川、关隘、道路和距离等做了大量的注解，装订成好几卷手稿。他把这些注解编入一本描绘中国的著作。他在写作时似乎根本未曾考虑著作的出版，而是为了自己的方便，把他审读过的大量资料有序编排。《年谱》作者说，在这个时期，他开始意识到自己骄傲自负的性格，极大地妨碍了他所遇见的许多人成为他的朋友。他下定决心弥补这个缺陷，特别注意待人和善友好。不过，他的这番努力，似乎没有取得任何成果。［4］
29岁那年，他成为忘年交陶澍之子的教师。他迁居湖南中部安化的陶家，在那里持续生活了8年。这对他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因为陶家殷实，有证据表明，他得到了一份非常优厚的酬劳。从这时起，左宗棠不再为穷困的幽灵所缠绕，而且不再依赖于妻家。陶总督身后留下了大量藏书，其中有一部乾隆治下制作的大型地图集，还有几大册笔记，是他毕生非凡努力的历史记载。左宗棠非常用心地浏览研究这些笔记，从中获取了许多智慧和经验。
陶澍的一个女儿嫁给了胡林翼。此人在官场上地位不低，后来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获得了很大的声望。他具有非同凡响的才干，得到皇帝的倚重，又是大总督曾国藩最亲密的朋友与智囊。胡林翼与左宗棠同岁，第一次见面就成为至交。在左宗棠等待机会踏入仕途的漫长岁月里，此人的友谊对他意义重大。尽管他决定不再参加考试，但希望仍然徘徊未去。
与英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此时正在进行，左宗棠密切关注着事态的进展。每当听说他那些组织涣散、准备不足的同胞被少数英国人击败，他的屈辱感就增添一分。他给朋友、给他认识的少数官员写了很多信，提出如何赢得战争的建议。他写信给一位监察御史，请求对方把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想法作为备忘录提呈皇帝。他在这封信中说：“谓非严主和玩寇之诛，诘纵兵失律之罪，则人心不耸，主威不振。正恐将来有土地而不能为守，有人民而不能为强，而国事乃不可复问矣！”［5］当听说英国人已经侵占香港，他写下４首诗以表达愤懑；当听说和约最终签订，他心灰意冷，很想到山中隐居，度过余生。道家学说对中国人总是具有号召力，不管他们如何沉迷于儒学。
左宗棠没有退隐山林，他决定继续工作，同时刻苦学习。他自认为他的才干和学问都领先于那班庸官，但还不足以应对祖国所面临的危机。他决定通过刻苦学习来弥补缺陷。
在陶家教书2年以后，他有能力在湘阴东部离他出生地不远处买下一个大约70亩的农庄，将之命名为“柳庄”，为此他感到极为自豪。在后来的几年里，他致力于教育未来的女婿，同时一边学习和耕作。他广泛阅读农业著作，按照古代中国的箴言经营这个小农庄。他享有率先在故乡种茶的美誉，同时非常关注养蚕业。据说经过精心的安排，他能使小农庄的每一寸土地都有出产。从他教学的安化到他家里路程颇远，但他频繁旅行回家照看农庄的经营。左宗棠对农耕有浓厚的兴趣，认为自己是一个优秀的农夫。他在这方面的兴趣从未低落，后来在西征途中，经常跟他的士兵们探讨。他并非经验丰富的农夫，总是到历史记载中寻找更好的耕作方法，和他同时代的中国人一样，他认为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古人们很可能在许多领域中取得了成就，但是大部分被人遗忘了。在卷帙浩繁的中国农业文献中，他找到了在他看来最好的方法，其中有很多非常古老，但又显得新鲜。
在1848年和1849年，湖南发生了严重的饥荒。先是长期的干旱，接着突然大雨滂沱，洪水泛滥，疾病与饥馑夺走了许多生命。左宗棠在大灾之中具有强烈的公民责任感。他在住宅附近建立赈灾所，给灾民发放食物。据说左氏家族从储备中拿出9千斤粮食救济穷人。他把所有的钱全部拿出来为病人购买药品。
他在1848年到了长沙，开办一所学校，收了5个学生，包括他已在私塾中教育了8年的女婿。但是一场风暴正在南方的广西省酝酿，“拜上帝会”正在那里完善组织，准备推翻清朝。很快，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爆发，它给中国带来了1/4个世纪的动乱，在同一时期没有任何其他国家经历过如此大的混乱。左宗棠从长沙注意到这场即将到来的风暴，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他认为这不会是一个局部的、零星的事件。远在湘北民众尚未感到恐慌之前，他跟一位名叫郭嵩焘的邻居——后来的第一任中国驻英国大使，就到湘阴东部的乡间旅行，试图为各自的家庭寻找一个避难所。他们找到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地点，预备将来使用。2年后，当太平军逼近长沙时，左宗棠把家人迁到这个避难所，他们安全地住在这里，直到太平军离开湖南，沿着长江直下南京。
当太平天国运动在中国爆发时，左宗棠39岁，离他获得第二学位已经过去18个年头。没有官位任命给他，也看不到有什么官位在前方等待他。很难说他已丧失希望。他仍然在玩味获得第三学位的念头。不过，对他的邻居而言，他只是一位中等地位的学者，注定要靠教书和照看小农庄度日——仅此而已。
注释：
［1］这一段关于教学与考试体制的介绍，取材于威廉斯的《中央王国》，第1卷第4章。
［2］《年谱》，第1卷，第14页。
［3］同上。
［4］《年谱》，第1卷，第17页。
［5］《年谱》，第1卷，第2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