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认为500万卢布太多了。在致总理衙门的一封信中，他引用了1877年的一份英国报纸，其中说到俄国人期望的金额是250万卢布。他认为，俄国人抬高价码，并纠缠于金钱问题，更像是庙堂义卖，而有损外交礼节。他对该条约深为失望，他说现在没有更好的办法，只有在新疆加强军备，争取重开谈判，另订条约。他声称要去哈密，让他的部队进入最佳状态，在阿克苏与玛纳斯集结。他建议，只要俄国有稍做让步的迹象，中国也可以退让几步。然而，如果俄国人不肯退让，拒绝满足中国的任何要求，那就只能用武力夺回伊犁，并承担由此而引起的后果。在他的安排中，会让俄国人先动手，然后他将尽力而为。［15］
有关这一时期中国与俄国就伊犁问题进行谈判的描述，认为左宗棠是主战派的首领，这是中国政府中的一个派别，主张用武力收回伊犁，并与俄国开战。外国人的描述给人一种普遍的印象，即李鸿章的外交是极为聪明的，既避免了与俄国开战，又保证了伊犁的收复。李鸿章确实具有跟俄国人斡旋的才干，但很显然，他的外交产生的优势，一般而言是在俄国一边，而不是在中国一方。
仔细研究左宗棠在这一时期的言论，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没有任何希望中俄开战的意图。他只是非常了解军队在协助外交方面所具有的价值。他比北京的任何一位官员都更熟悉中亚的形势。他知道，他不久前的作战行动，使他的军队在新疆的本地居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其中有些人正被俄国纳入控制之下，但他们仍未安于俄国的统治。他知道，俄国人很清楚，如果他们与中国开战，就会在俄国土耳其斯坦的百姓中引起新的暴乱，这样的局面不利于他们的计划。他相信，如果中国加强针对俄国的边防，就会得到英国道义上的支持。他深信当前的局势是一个虚张声势的绝好机会，只要中国能够令人信服地展现战斗意志，俄国人就会让步。他运用自己的所有影响来阻止朝廷采取失败者的姿态。不过可以肯定，如果俄国人不肯后退一步，左宗棠最终会奉劝朝廷接受原来的里瓦几亚条约。他相信虚张声势会有效果，事情的进展证明他对形势的估计是正确的。
中国人把与俄国重开谈判的任务交给了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侯爵。此人当时任驻英国公使，是一位很有才华的外交官。有人怀疑俄国人会如何接待曾纪泽，看来是英国人好心地帮他铺平了道路。他于7月份抵达圣彼得堡，左宗棠于同一个月抵达哈密。左宗棠于1880年5月26日离开肃州，于7月15日抵达哈密。这是他第一次来到新疆，来到这个他已为中国收复的伟大地区，他正在以自己的行政天赋大刀阔斧地让这里从动乱造成的破坏中恢复元气。
新疆的清军至少已经裁减一半。《年谱》没有叙述左宗棠是否赞成裁军，不过他似乎无法获得重建工作和供养大批军队所需的资金，于是只好削减军费开支。刘锦棠在喀什地区拥有8570名步兵和1500名骑兵；张曜在阿克苏拥有4500名步兵和500名骑兵；金顺在玛纳斯以西拥有1500名步兵和500名骑兵；另有12个营，共6000兵力，分布在吐鲁番、乌鲁木齐和古城地区。总计有步兵20570名，骑兵2500名。在哈密、巴里坤和其他一些地方肯定还有其他部队，《年谱》作者没有述及。他没有提到炮兵，不知他是将之计入了步兵，还是另行计算。
左宗棠出现在哈密，在他这支小军队当中激发了很大热情，使他的将领们觉得他打算去打仗。他的部队人数不多，但官兵们渴望一战，只有左宗棠的权威能够令他们克制。南路和北路的各个中心都在备战，俄国人不会没有留意到这一动向。
肯定要打仗了，这个消息传遍了新疆，很快就成为新疆边界以外各个集市上的街谈巷议。不要忘记，俄国人在1875年对阿古柏的评估是足够强大的，于是当他们打算从中亚舞台上消灭阿古柏的时候，他们在喀什噶尔边界上集结了2万全副武装的兵力。所以他们决不会认为左宗棠是些许兵力就能对付得了的。
俄国已于1878年初打赢了俄土战争，付出了鲜血和财富的沉重代价，接着于1878年夏季在柏林会议上落败。会议的结果令俄国人感到奇耻大辱，认为自己面对着欧洲两大强国——英国和德国的敌意。俄国的声望此时并不很强，俄国政府企图扩张，推行铁路和军队的现代化，这就需要巨额卢布。针对沙皇的恐怖阴谋开始造成严重的焦虑。这些阴谋在1879年和1880年持续不断，于1881年3月13日达到高潮，亚历山大二世在当天被刺。在这样的环境下，俄国人不想在中亚树敌，这种敌意肯定会引发广泛的动乱，波及整个俄国土耳其斯坦，甚至牵涉到英国，也许还有德国。
也许有人怀疑左宗棠并不知道俄国遇到的这些麻烦。这种怀疑是错误的，因为中国政府中无人比左宗棠更能准确地把握西方世界的大动向。他对中亚的动向也有充分的认知。我们并不是要由此而推论左宗棠可以打败俄国人，尤其是在他们的注意力没有被其他势力所牵制的时候。他无法击败俄国人，无人比他自己更清楚这一点。但他不止一次地提出一个理论：如果战争的前景预计某一方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它就不会轻易加入得不偿失的战争。俄国人已经公开而自愿地向中国和整个世界宣称，它在中国人能够照顾好伊犁的时候就会将它归还，而现在条件已经完全具备了。左宗棠断定俄国人不会为了伊犁而走向战争。
曾纪泽在圣彼得堡受到了礼遇。情况很快就明朗起来：俄国愿意开始谈判一个新条约。当大家知道俄国人愿意修改他们的条件时，战争的阴云就散开了。左宗棠建议朝廷在黑龙江大张旗鼓地备战，他特别希望力量的显示不要局限于一个地区。但他写信给总理衙门说，战争就像一盘棋，胜负取决于棋手的技巧，所以无人能预测结局如何。［16］
曾纪泽谈成了一个新条约，于1881年2月签署。中国基本上按照自己的主权要求收回了伊犁河谷，包括对于关隘和特克斯河谷的控制权。领事馆减少到两个，一个设在嘉峪关，另一个设在吐鲁番。占领的费用提高到了900万卢布。中国人立刻接受了这个条约。
这个条约的意义在于，它是中国人在19世纪的外交上取得的唯一一个显著胜利。这个时期的特征，是在所有战线上遭到失败、蚕食和屈辱。从比较的意义上来说，它是中国人的一个大捷。在那个世纪里，这是唯一的一次，一个强权从中国领土上的有利位置上退下。这次成功所带来的荣誉，被分派到了别人头上。在人们眼中，左宗棠与此事的关联建立在一种推论之上，认为他坚定尚武的姿态对此事的解决是一个障碍。然而，收回伊犁的必要条件，就是首先收复新疆的其余地区，而这是左宗棠完成的伟业。在收复新疆之后，他非常老到地处理了与俄国的边界关系，防止了任何细小事件的突发，没有给伊犁问题添一丝乱。作为所谓主战派的领袖，他所做的一切努力，就是阻止中国政府接受里瓦几亚条约。1881年从俄国人手中收回伊犁，几乎全是左宗棠的杰作。他的成功不是靠虚张声势，而是凭借建立在深刻理解问题真相基础上的有力行动。
在1878年12月攻占喀什以后的岁月里，左宗棠忙于新疆的重组和重建。他重新规划区域，重新测量农地，重建村庄和城镇，设立学校，改革货币，改革财政体制，试图引进养蚕业，刺激农业生产，在该地区建立一种行政体制，其基础是恢复本地头人管理百姓的办法，并将之条理化。
新疆于1884年建省，由左宗棠所完善的行政体制直到革命成功、推翻清朝统治之后仍然存在。在新疆的一些地区，现在仍然有效。在他所建立的学校里鼓励学习汉语，但不强制推行。学习汉语的目的是为了促进百姓与汉人官员的接触，而不是为了取代地方语言。整个体制都是在充分而深入地研究了百姓的习俗、传统和特色之后才形成的，它的设计不是为了改变他们的习俗和特色，而是为了实施他们能够理解的管理，在这种行政体制下，他们能够生活得和平而满足。
在新疆的所有地区，动乱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而北路的情况比塔里木盆地更糟。有一份报告提供了动乱所造成的破坏程度：在动乱之前，在乌鲁木齐和该地区的村庄中有23780户人，而在动乱之后，只剩下6260户。汉人有一种根据实际经验得出的统计方法，每户人按8口人计算，那么动乱前有190240人，而在恢复和平之后只剩下50080人。［17］财产破坏比生命破坏的规模更大。
当1880年的夏季将要过去，俄国人很明显地愿意重开关于伊犁的谈判，并且已经有了和解的想法。这使中国政府有了足够的把握，因为他们也愿意让步。左宗棠奉命结束他在西部的公务前往北京。上谕发出的日期是1880年8月11日，它说朝廷面临的问题十分严重，并且影响深远，因此皇帝需要对于战争和行政实践经验最丰富的人来做军机大臣。
刘锦棠被任命为新疆的总司令，张曜被任命为副总司令。刘锦棠奉召离开喀什，于11月8日抵达哈密。左宗棠于12月22日抵达兰州，休整几天后，他于1881年1月3日继续旅程。总督左侯爷要离开他大建功业之地的消息迅速地传遍了甘肃。按照中国人的算法，他已经进入生命的第七十个年头，可以肯定，这位大总督离开甘肃会一去不返了。
《年谱》作者说，在甘肃所有的城镇，甚至在最偏远的村庄，他的离去成为那些日子里人们唯一的话题。回民和汉民都为他的离去感到不安。很难指望回民对左宗棠有什么感情，但他们对他的确信任，而他的存在令他们感到安全可靠。他离开兰州的那一天，所有商铺歇业，全城人都出来告别这个他们已经学会了去畏惧、去信任、去尊敬的人。《年谱》说，100多里路上排列着百姓，当他经过时向他磕头。在沿途的每个镇子和每座城市，居民们都跑出来迎接这个给大西北带来和平、秩序与繁荣的人。
左宗棠于2月24日抵达北京，大约与此同时，他接到了与俄国签订最终条约的消息：中国人收回了新疆的最后一角。
注释：
［1］波尔格：《中亚问题》，第418页。
［2］《年谱》，第8卷，第15页。
［3］《年谱》，第8卷，第18和27页。
［4］普瑞捷瓦尔斯基：《从固尔扎越过天山去罗布泊》，第127页。
［5］《中亚问题》，第394页。
［6］《年谱》，第8卷，第22页。
［7］《年谱》，第8卷，第23～24页。
［8］《年谱》，第8卷，第30页。
［9］《年谱》，第8卷，第31页。
［10］《清朝野史大观》，第4卷，第49页。
［11］《年谱》，第9卷，第1～2页。
［12］《年谱》，第8卷，第29页。
［13］《年谱》，第9卷，第3页。
［14］《年谱》，第9卷，第26～32页。
［15］《年谱》，第9卷，第36页。
［16］《年谱》，第10卷，第16页。
［17］《年谱》，第9卷，第8～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