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军曾经有过一次著名的北伐。大约在他们朝着北京郊外挺进的同时,一支绿林武装在他们的影响下揭竿而起。这支武装叫做“捻军”。从1853年起,他们的人数与日俱增,他们的抢掠令官府十分难堪。他们一般活动于黄河沿岸,这个地域包括河南、安徽北部、山东、直隶南部。在整个太平天国时期,他们不断地袭击这些省份。由于某种很难说清的原因,他们从来未与太平天国共举大业。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也许在于捻军都是华北人。由于多数北方人对南方人从传统上怀有敌意,所以他们受到了影响。太平军几乎全部来自长江以南。曾国藩一直担心捻军加入太平天国。在英法联军于1860年从北京撤出以后,他曾建议朝廷委派著名的蒙古将领僧格林沁亲王对付捻军。僧格林沁跟捻军打了4年多,作战区域为豫南、皖北、鲁西和直隶南部。他在镇压捻军的作战中没有取得显著的进展,于1865年5月在山东曹州附近遭到捻军伏击,并被他们杀死。
捻军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根本就没打算另立政权,并非专门针对朝廷,也没有试图在任何一个地方巩固自己的势力。他们一律骑马,手持刀矛,几乎没有装备火器。这样一来,他们就无力攻取围城围镇。但他们能够堵塞交通,破坏环境,使乡下人无法忍受。由于骑马,他们的机动性很强。当官军追剿他们时,他们的机动优势足以拖垮官军。在他们将被包围时,他们会化整为零,然后在远处集结。他们的首领很多,其中最著名的一位是张宗禹。
太平军丢失南京之后,许多部队散布在长江以北,投奔捻军。从这时起,捻军使用的火器明显增加。他们很少吃肉,或者完全素食,靠吃核桃大小的面疙瘩维持生命。他们随身携带面疙瘩,食用前用水或肉汤煮熟。他们从不洗澡,替代办法是弄出一身大汗,然后用粗质毛巾擦干。
僧格林沁死后,朝廷命令曾国藩负责剿捻。曾国藩不大愿意挑这副担子,但他只得于1865年6月离开南京,率领9000名湖南士卒和2.2万名安徽士卒前往山东。他的部队共有3.1万人。他被任命为直隶、安徽、山东3省所有部队的最高统帅。[1]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他致力于镇压捻军,把往日跟太平军作战的许多老部下召来协助自己。他也没有取得显著的进展,并于1867年初获得批准,返回南京,把战场指挥权交给了李鸿章。
李鸿章得到了一颗剿捻钦差大臣的官印。这样一来,他发布的命令,在他的职权范围之内,就跟皇帝本人发号施令一样。他不仅是钦差大臣,还被任命为湖广总督,不过由其弟在武昌的总督署代行他的权责。
那一年年初,捻军在鄂北吃了败仗,北进河南。不过,他们很快又向西运动,奔向处于回民运动中的陕西。朝廷大为震惊,惟恐他们与回民军携起手来。
当左宗棠从福州起程去上任陕甘总督时,他在江西南昌接到一份上谕,命令他加快行程,因为捻军就要进入陕西了。他于1867年1月31日抵达汉口,跟随他从福建而来的部队晚到1个月。左宗棠意识到,他必须首先镇压了捻军,才能够开始处理回民问题。不过,他似乎认为捻军蹦跶不了多久,特别是因为朝廷启用了帝国的所有大人物来对付他们。他在汉口埋头准备针对回民军的陕甘作战行动。他知道自己面临的任务是长期的,需要几年时间才能完成。在过去几年里他已有足够的经验,体会到战前准备的重要性。他在汉口待了将近两个月,尽可能地集结装备,安排接收和供给。
左宗棠特别需要大炮。他在来到汉口之前就已经着手安排供给了。他早已派人打前站,当他抵达汉口时,许多事情已经安排妥帖。根据他的指令,汉阳的铁工厂已经生产出若干大炮、炮架、臼炮和炮弹。我们无法确定他什么时候获得了首个克虏伯炮队,但很可能他在汉口时就已下令置办了。他对外国的大炮非常欣赏,知道它们在中国是无与伦比的武器,但他坚信中国人能够造出比当时的中国造武器更为适用的装备。他雇用了几名外国机械师当助手。梅斯尼(Mesny)说,他在汉口有一家工厂,其中接了左宗棠的许多订货。他为发射12磅炮弹的大炮制造了若干炮架,还制造了一些散弹、炮弹和臼炮。他还说,左宗棠对他非常满意,要带他一同去甘肃。[2]左宗棠给他提供了一个职位,只是由于英国领事反对,他才没能成行。
左宗棠从他还是一名穷学生的岁月里就对西北深感兴趣。他阅读过所有能够找到的描述甘肃和新疆的书籍。他详细地研究过中国在中亚进行的战争,特别是康熙和乾隆在准格尔与喀什噶尔的战争。据《年谱》作者说,长城末端以外的西部土地,对于童年时代的左宗棠就具有格外的魅力。他从不放过任何机会加深对那里的了解,当他遇到曾在西部服务的人,不论是官员还是流放者,他都会提出有关那个地方的许多问题,例如道路、水流、山脉等等。如果得到了什么新的信息,他会立刻用笔记下。他搜集的有关西北省份和中国中亚地区的信息,对他而言可谓无价之宝。
他在汉口给皇帝写了一份奏章,概述他对局势的初步估计,报告他为平定西北将要采取的措施。该奏章的部分内容如下:
……窃维臣由闽启行,时念旧部分驻两省,得力将领除蒙恩简放实缺外,均已奏委署理要缺镇将,若檄调随征,则闽浙顿觉空虚,殊为可虑。虽各员告请西征,概未敢许。其所携以同行者,仅三千余人。奏请刘典帮办军务,亦仅令选募旧部三千人。初意南人用之西北,本非所宜,只可多挑营官、哨长之才,入秦后,再将陕甘现存各营兵勇分别汰留,而匀拨胆技稍优弁勇充当亲兵护哨,编列成营,以倡勇敢之气。庶臣部行粮可资节省,而陕甘饥军亦可渐有位置,两得之道也。
又,臣军频年转战东南山泽之乡,无须多用马队,每次上口采买,为数本属无多。当由闽拔队之时,以岭峤艰阻,水陆数易,所有战马驱以随行,必形疲乏,故遂留之闽中。原拟抵鄂后派弁上口采购;至鞍(革占)一切,又须在陕西制买。故前此预先陈明抵鄂、抵西安后,均不能无少耽延也。昨抵黄州,接见守令,始知捻逆大入鄂疆,汉、黄、德一带均形震动。复奉寄谕:窜陕捻逆又已扰及南山。传闻贼踪蔓延甚广,万骑纵横,鄂、陕官军均不得手。臣于二十六日相度营地,暂于汉口镇北桥口地方安扎六营。二十八日入驻新营,一面飞催刘典迅速选募成军,来鄂会队。并增调各营,于原拟六千人外再加募六千,合成一万二千人,均限一月到鄂。惟马匹无从购觅,托官文代为搜索,亦仅得马二百八十余匹而已。谕旨敕臣由鄂入秦,先剿陕逆。此时臣军步队仅止三千余,马队尚未习练,双轮、独轮车式尚未动工制造。所拟以制贼者步队、马队、车营,而皆无以应手,仓卒就戎,必贻后悔,臣不敢不慎也。
方今所患者,捻军、回逆耳。以地形论,中原为重,关陇为轻;以平贼论,剿捻宜急,剿回宜缓;以用兵次第论,欲靖西陲,必先清腹地,然后客军无后顾之忧,饷道免中梗之患。谨即一面就地采买口马,练习马队,先造独轮炮车,暂应急需。俟所调各营取齐,由襄樊出荆紫关径商州以赴陕西,即古由武关入秦之道,沿途遇贼即击。比抵陕西,则制造双轮炮车,兼雇买车轮,俟采买口马到陕,增练马队,并习车营。一面开设屯田总局,相度秦、陇紧接要隘有水草可田可牧者开设屯田;一面汰遣陕甘各营,去疲冗,省军食,为久远之规。其愿留屯田者,编入册籍,指地屯牧;不愿留者,资遣散回各本籍,禁其逗留为患。然后军制明而内讧可以免,屯事起而军食可渐裕也。
甘省回多于汉。兰州虽是省会,形势孑然孤立,非驻重兵不能守。驻重兵,则由东分剿各路之兵又以分见单,不克挟全力与俱,一气扫荡。将来臣军入甘,应先分两大枝,由东路廓清各路,分别剿抚,俟大局戡定,然后入驻省城,方合机局。是故进兵陕西,必先清关外之贼;进兵甘肃,必先清陕西之贼;驻兵兰州,必先清各路之贼。然后饷道常通,师行无梗,得以壹意进剿,可免牵掣之虞。亦犹之江、皖布置周妥,然后入浙;浙江肃清,然后入闽;闽疆肃清,然后入粤。已复之地,不令再被贼扰。当进战时,即预收善后之效。民志克定,兵力常盈。事前计之虽似迟延,事后观之翻为妥速。
自古边塞战事,屯田最要,臣已屡陈其利矣。汉宣帝时,先(零)羌反,赵充国锐以自任,其所上屯田三疏,皆主持久之义。宣帝屡诏诮责,充国持议如初,卒收底定成效。可知兵事利钝,受其事者固当身任其责,至于进止久速,则非熟审彼己长短之形,饥饱劳逸之势,随机立断不能。此盖未可以臆度而遥决者也。
臣频年转战东南,于西北兵事未曾经历;所部均南方健卒,于捻、回伎俩并无闻见。若不慎之几先,加以迫促,诚恐所事无成,时局亦难设想。明臣孙傅庭催促出关,卒以致败,可为前鉴也。伏恳皇上假臣便宜,宽其岁月,责臣以西陲讨贼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明军令。臣惟勉竭驽钝,次第规画,以要其成。剿捻、剿回均惟事机所在,若兵力未集,马队未练,屯务未举,车营未成,则无所借手以报君父。臣虽身任咎责,无补时艰。此则耿耿愚忱,有不能不预为披沥者。……
左宗棠在汉口时,家人从长沙赶来看他。《年谱》说,他与妻子的最后诀别是非常凄恻的。妻子竭力装作很快活,左宗棠百感交集,情不自已。二哥也来看他。左宗棠对二哥牵肠挂肚,因为二哥年老体衰,情绪低落。左宗棠分外殷勤,在兄弟二人最后一次共进晚餐时,他吟诵了二哥几首诗作,开怀畅饮。随从们对大帅的行为大感吃惊,显然他们从未见过总督大人如此放纵——沉湎于诗酒。左宗棠此后与妻子和二哥再无重逢之日,在他征战甘肃的日子里,这两位亲人告别了人世。[3]